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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眼镜蛇困局”:房租一年1块钱,穷人却在高福利中陷入深渊

公众号【正解局】发布于:2020-10-14 整理:无聊逛网
上一篇:绝密计划:我在阿里打黑工

导读:浅友们好~我是史中,我的日常生活是开撩五湖四海的科技大牛,我会尝试各种姿势,把他们的无边脑洞和温情故事讲给你听。如果你特别想听到谁的故事,不妨加微信(微信号:shizhongmax)告诉我。 绝密计划:我在阿里打黑工 文 | 史中 2020年9月,杭州临平,轰隆

错误的政策,哪怕出发点再好,也只是南辕北辙。



正解局出品



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德里的眼镜蛇十分猖獗。


当局为减轻蛇害,颁布了一项措施:每打死一只眼镜蛇,可以获得1卢比的奖励。


穷苦的印度民众闻风而动。


很快,野生眼镜蛇大幅减少。


蛇少了,可钱还想拿。


不少人就动了歪点子:饲养眼镜蛇,骗取政府赏金。


当局者发现这个问题后,把奖赏取消了。


手足无措的印度民众,只好将眼镜蛇放生。


于是,德里的眼镜蛇又开始泛滥,比先前还多。


这就是“眼镜蛇效应”,常用来表示出发点很好的政策,非但没有实现预期效果,反而把局面弄得更糟。


德国现在就遭遇到这样的“眼镜蛇困局”:德国庞大的社会救助产业,正在把德国社会引向歪路。



01

汽车与社会救助,谁是德国第一大产业?


说起德国,很多人会想到德国的汽车。


比如,我们熟悉的汽车品牌大众、宝马、奔驰、奥迪、保时捷、迈巴赫等等都来自德国。


根据德国联邦参议院统计,德国汽车行业雇员人数在80万以上。


但实际上,德国还有比汽车更庞大的产业:社会救助产业。


2005至2019年德国汽车行业员工人数


有数据,德国社会救助产业直接从业人员数量200万,比汽车业、建筑施工业(约54万)、食品行业(约55.5万)加起来还多。


比如,德国最大的社会救助机构天主教明爱会,拥有超50万名专职人员、约100万名志愿者,是德国最大的私人雇主。


从总产值来看,2018年德国汽车行业总产值5115.9亿欧元(4万多亿人民币),约占当年GDP的15%。


2008至2018年德国汽车工业总产值 单位:十亿欧元


德国社会救助产业总产值也在1万亿人民币左右,占政府收入的11.8%-15.1%。


要知道德国生产的汽车,将近80%是出口的。


所以,光看满足本国市场的产值,2018年德国汽车是1125亿欧元(不到9000亿元人民币),和社会救助产业相当。


德国最大的几个社会救助组织,有10万个左右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德各地。


比如新教福利协会迪阿科尼,有大约2.7万个机构和服务点,总计超过100万个照管看护位置。


德国的一家养老院


最后,谈一下历史。巧合的是,汽车和社会救济,都起源于德国,并且时间惊人的相似。


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造出了一辆装有汽油机的三轮汽车。次年1月29日,他申请了专利,这一天被公认为汽车的诞生日。


19世纪80年代,“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立法,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险。这是德国社会救济的源头。


养老金制度是俾斯麦主要成就之一


德国有汽车工业,更有社会救助产业。



02

穷人的天堂:房租一年不到1块钱


渴有所饮,饥有所食,监有所探,病有所医,外有所宿,裸有所衣,终有所葬。


德国社会救助,贯穿这28个字。


确实,庞大的社会救助产业,很好保障了穷人的生活。竞争中的获胜者、走运的人当然能快意享受,失败者、不走运的人也不至于陷入绝望。


德国社会救助有多好?


好到有些新款电子商品,主要的目标用户就是领救助金的人。


在德国,收入低于当地中位数60%,就会被定义为穷人


德国的社会救助金种类繁多,涉及保险、慈善捐赠、财政拨款等多个方面。


为简单起见,这里主要讨论失业救助金。


2003年德国总理施罗德改革前,失业人员在失业后三年内,领取的失业金占原净工资的60%-67%。


领取失业金时效结束后,如果没有找到工作,也不用怕,可以领取失业救济,直到退休年龄(65岁)。失业救济占原净工资的53%-57%。


改革后,超过55岁的失业者领取失业金的最长年限缩减为18个月,55岁以下的则下降为6至12个月。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能在规定期内找到工作,就会被抛弃,而是自动转入“失业金Ⅱ”。


“失业金Ⅱ”分为六个等级,2018年第一等级是416欧元(约3312元)。每个没能在规定期找到工作的失业者,都能领取第一等级补助。


其家庭成员将获得“社会津贴”,比如不具备工作能力的家庭成员,也能领取第一等级补助,如果是6岁以下的家庭成员,则领取第六等级的补助。


各等级救助金历年变动


此外,领取“失业金Ⅱ”的人员可以领取住房和暖气补贴,特殊人群如孕妇,还能获得特殊待遇补贴。


更具体些,比如德国最早的社会福利区富格区,专用来出租给穷人和流浪汉,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医疗和护理均免费。更重要的是,每年每套房间的租金只需要0.88欧元(约7元人民币)。


1年不到1欧元,享受富人级待遇。


至于在德的国外难民,德国也花了血本。


2018年“哈茨第四阶段”(Hartz-IV)社会救助金,外国领取人共获得130亿欧元(约1029亿元人民币),比2007年增加近一倍。


有权领取正式补助金的外国人,由2007年的大约130万上升到了约200万。


无数国际难民的理想家园、良好的国际形象,就是这样靠钱砸出来的。


2019年全球人道主义援助几大捐助国 单位:百万美元


但这背后,却是困在牢笼里的受助者、撕裂的德国。



03

穷人只是获利的工具


在德国,福利救助工作基本外包给私营机构,原意是为避免政府不透明、低效率。


这样的出发点很好,也有突破性,但被玩坏了。


首先,私营救助机构的收入来源,基本上靠政府补助。服务的受助者越多,政府的补助也越多。


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符合救助条件的人,就可以向政府多领一份钱。


羊毛出在羊身上,税收占GDP比重,德国在经合组织中排第五


没有受助者,救助机构就没用了。而救助机构的雇员,收入中等,工作轻松。


为了继续待下去,他们自然会多寻找“受助者”。


据统计,95%的德国人至少有一次成为救助机构的顾客。滥竽充数的情况,比比皆是。


卫生专家发现,1994—2010年,德国的残疾人数量增长了一倍。


因为许多健康的人,被救助机构一顿操作之后,成了“残疾人”。


以至于有些德国人,把这样的社会救助机构称呼为:慈善黑手党。


近些年来,德国社会救助机构的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中东难民,成为了他们又一大“顾客”来源。


德国政府也想过禁止国际难民入境,却被迫放弃,背后就有救助机构阻挠的因素。


如此优质的顾客资源,救助机构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至于难民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他们才懒得考虑。


抛开救助机构,德国的社会救助产业本身也大有问题。


政府给的钱太多,哪怕不工作,穷人也可以安然度过一生,从而滋生了大量懒汉。


被德国媒体称为“最厚脸皮失业者”的汉堡人阿诺·迪贝尔,几乎没工作过,只干过两三个星期的苦力(如家具搬运工),用他的话说,还“累得要死”。


几十年里,他一直靠领取救济金度日。在一场脱口秀节目上,他还大言不惭称:我为什么要工作?


尽管如此,2015年他还是被送进了养老院,安度晚年。


图为阿诺·迪贝尔


像迪贝尔这样的人,自甘堕落。但也有很多人,领了一次救助金,毁了一生。


就如这句话所说的:“Einmal Hartz IV, immer Hartz IV.”(一次失业救助金,永远失业救助金。)


从领取第一笔救助金开始,就被救助产业豢养,再也无法逃离那种舒适状态。


紧接着是生活的失控:暴力、色情、赌博、健康恶化。


并且,这种陷落,很容易在代际之间传染。


有项调查显示,10-15岁有着失业父母的青少年,比起父母工作的孩子,在以后更容易成为失业人口。


有着长期领取救助金父母的孩子,更难融入社会



04

与懒汉没有道理可言


种种弊病,当然被德国历代执政者关注。


2003年,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改革,推出“2010议程”。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10议程”的提出者


在此之前,德国失业者可以拿到失业前约60%的净工资,一直持续到65岁,然后进入养老院安享晚年。


改革后,本质上是“不养懒汉”口号的实施。最长18个月,如果失业者没有重新找到工作,那么只能领取固定的补贴,和以前的收入不挂钩。


并且,如果失业者拒绝接受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补贴会按一定的比例减少。


这很大程度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2005年开始,德国失业率也逐步下降。


2004-2020年德国的年平均失业率


但这次改革的推行者,结局都不太好。


2005年,施罗德在政党选举中失利,当年11月,退出政坛。


施罗德的智囊团,改革专案小组主席皮特·哈茨,2005年被起诉,原因是在担任福斯汽车董事期间,贿赂他人260万欧元(约2060万元人民币),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不仅如此,哈茨还背负着背信、资方代表、白领犯罪的骂名。


背后,自然是利益集团的暗流涌动。


200万社会救助产业雇员,至少数百万靠社会救济为生的群体都有选票。


一个惊人的数据是,直接在社会救助企业中兼任高层职位的议员,占议员总数的35%,比例比执政党还要高。


任何想要和救助产业为难的德国高官,都可能被直接轰走。


以致于现在,没有人敢轻易动社会救助这颗“雷”。


一个原本美好的事物,就这样被利益绑架,变得面目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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