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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宁:她是陈布雷的女儿,却加入地下党背叛了自己的父亲

公众号【二湘的七维空间】发布于:2021-01-10 整理:无聊逛网
上一篇:若有理想,莫入此行!| 米筐原创

导读:▲米筐投资提醒:音频大小为11M 1 每个人都有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爱因斯坦 我觉得爱老板说的没毛病,毕竟人家的思想高度确实能甩我几十条街。 所我也认为每个人都有理想,区别只在于执着的程度不同,或者看待理想的方式不同,并


陈琏   题图来自网络

编者按:本篇作者沈宁先生出身名门,外祖父陶希圣是蒋介石的高级文职官员和文胆,二伯父沈钧儒是著名爱国人士,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沈宁的母亲就读于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这是作者回忆和他母亲交往密切的几位闺蜜,今天发出第一部分,陈琏。


母亲的闺蜜之陈琏


文/沈宁


女人是必须有闺蜜的。男人可以有朋友,但大多不至亲密到无间。古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男人之间很难做到无话不谈。因为男人遇到事情,总会把情绪感受压在自己心底,不肯轻易对外吐露,生怕表现出自己软弱。男人常常嘲笑别人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跟娘儿们似的。女人不一样,女人本来情感比较细致,心理也比较脆弱,大多难以独自承受情绪的熬煎,总要找个地方倾泻。而她们身边的臭男人,理解不了女人的心思,也不愿听女人絮叨,所以女人只好找别的女人诉説,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的母亲一生中,有几个闺蜜。母亲上小学时候,中国处于极度战乱时期,常年逃难,东奔西跑,每所学校读不过两三年,很难交到朋友。抗战发生之前,外祖父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母亲初中在北平连续读书几年,生活比较安定,交到第一个闺蜜。母亲几十年后还记在心里,对我讲过几次,那女生叫姜硕贤。她们一起骑车去颐和园,去香山碧云寺,去八大处潭柘寺。可是没多久,姜硕贤跟随她的男友陈洞,双双奔赴延安。母亲后来给姜硕贤写过好几封信,一直接不到回音,不知是姜硕贤在延安收不到母亲的信,还是她不能给母亲回信。母亲却一直忘不掉她,心里也一直为跟她失去联系而难过。


母亲高中在香港读书,高二时候,以同等学历,报考西南联大获得录取,离开香港,到昆明读大学。她在香港的两年高中期间,交到一个闺蜜黄泳荠,我们称她黄阿姨。黄阿姨是香港人,老老实实读到高中毕业,才考上西南联大,所以比母亲晚了一年。黄阿姨到达昆明的时候,母亲为与家人团聚,已经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去了。


除了初中时代北平的姜硕贤和高中时代香港的黄阿姨,母亲的其他几个闺蜜,都是在大学里交到的。


母亲的闺蜜中,第一个要说的是陈琏,因为最具中国特色。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即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受到形形色色的污染,人性和友情,都被其所掩盖甚至泯灭。
据父亲母亲描述,陈琏脸圆圆的,常常带笑,言谈举止文静中含着活泼,娴雅中透着聪慧,即是大家闺秀,又平易近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与陈琏同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好几年,却因为某些原因,一直未能见面。我也从未见过陈琏,没有当面叫过她一声阿姨,很是遗憾。
虽然陈琏是母亲的闺蜜,但她与我的父亲相识更早,而且两人曾有过一段甜密的初恋。陈琏是陈布雷先生的小女儿,布雷先生是浙江慈溪人,与沈家是同乡。嘉兴沈家,上溯五代之祖,于明末年间,由慈溪沈师桥故居迁至嘉兴。布雷先生的两位女公子陈琇和陈琏,与我父亲在杭州师范同学。陈琇与父亲同班,读高中师范科,陈琏比父亲低一班,读幼稚师范科。父亲说,布雷先生的夫人因生育陈琏难产而逝,布雷先生十分悲痛,给小女儿起名怜儿,意思是每每看到她,便会涕泪涟涟。
父亲因同学陈琇而与其妹陈琏相识,当时杭州师范学校管理非常严格,二人并无接触,可父亲对美丽的陈琏,一直爱慕。父亲十六岁,读高二那年,冒险给陈琏写了第一封信。不想很快接到陈琏的回复,于是两人开始青春的来往。父亲高中毕业,回乡教书。同年陈琏叛逆家庭,拒绝做幼儿园老师,转学到杭州高级中学读书。陈琏转学,父亲不觉惊奇。
陈琏曾对父亲说过,她绝对不学做饭缝衣这些传统女人的事情。第二年父亲到上海参加普通文官考试,被录取,分发上海市教育局做实习员,继而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而陈琏则跟随家庭,内迁陪都重庆,读完高中。期间两人继续保持着亲密通信,陈琏并开始表露对父亲的爱意。之后,陈琏考入昆明西南联大,被西南联大学生支部书记袁永熙发展成党员,投身革命,她的少女柔情和人性温馨便被信仰所替代,逐渐淡漠乃至消失,与父亲通信也开始断裂。

《潜伏》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暨南大学内迁福建,父亲又跟随亲戚,辗转到达重庆,转入中央大学外文系。陈琏的姐姐陈琇也在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可是父亲因为在上海工作一年的关系,比陈琇低了一班。命运弄人,同一年陈琏也从西南联大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与父亲再次同学。父亲后来说,他看得出来,陈琏对于与父亲重逢,起初十分兴奋,经常来往,还时时对父亲讲些革命道理,试图把父亲引上与她同一的人生道路。陈琏甚至还曾借着帮父亲找人补课赚些收入,介绍父亲与地下党会面。可父亲当时比较麻木,对政治毫无兴趣,不为所动,陈琏终于明白了,父亲跟她走不到一起,便与父亲断绝了来往。据一本名为《两代悲歌》的书中记载,陈琏一直保存着父亲写给她的情书,用粉红色的丝带捆绑着,压在箱底。


正是陈琏选择革命人生而逐渐淡漠与我父亲恋爱的这段时间,她与母亲相遇了。母亲与陈琏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母亲在中文系,陈琏在历史系。我的外祖父陶希圣与布雷先生,同事多年,布雷先生长外祖父几岁。两个女儿家庭和身世比较相近,来往自然密切,又曾一度同宿舍,遂成闺蜜。后来两人又同年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继续同学,一直保持着闺蜜友情。

西南联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的西南联大,由两类学生组成。一类是埋头读书的人才,像杨振宁李政道先生,还有我的母亲和舅舅陶鼎来先生等等。这批人中有许多,后来都成了中国科技学术界的大腕,甚至获得诺贝尔奖。母亲最喜欢给我讲的西南联大故事,是她如何听朱自清教授讲课,她的作文如何经朱自清教授批改。每次提起,眉飞色舞。西南联大另一类是进步学生,革命青年,陈琏乃其中之一。这批人中有许多后来成为领导者,北京政府的高官。虽然当时陈琏和母亲志趣不同,接触的人也不同,但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话题,比如谈论杭州师范的经历,与父亲的亲密通信等,陈琏自然无法与她的党内同志分享,便只能找母亲私语。所以母亲在西南联大时,还没有跟父亲见过面,便已经从陈琏那里,经常听到父亲的名字,也知道父亲出身世家,是个英俊博学的翩翩君子。


西南联大当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运动活跃,经常开展读书会,歌咏会,朗诵会,办墙报,印小报,上街宣传,募捐,演戏,风起云涌,甚至抗议教授上课,赶走校长等等。母亲讲到这样的故事,我总会很觉吃惊。就我亲身所见所闻,五十年代,北京乃至全中国各间大学,所有学生都是乖巧的绵羊,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学生运动,更绝对没有学生敢公开抗议教授讲课,甚至群起而把校长赶出校门。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爆发文革,确实也打倒过教授校长,但那场动乱跟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南辕北辙,性质根本对立,不可同日而语。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目标明确,就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文革时期的学生运动,则是响应号召,目的恰恰是强化个人崇拜的政治威权。

1939年,陈琏与联大同学合影(右三)   图片来自网络


母亲对我讲过,在重庆的时候,布雷先生和外祖父同在委员长侍从室工作,布雷先生是外祖父的顶头上司。外祖母一家到达重庆之前,外祖父就住在上清寺布雷先生的楼上。母亲转学到中央大学之后,每到周末,总要迫不及待从中大所在的沙坪坝赶往重庆,与外祖父团聚。好几次约陈琏同行,都被婉言谢绝。母亲觉得很奇怪,以为陈琏与布雷先生不大和睦,当时并不知道,陈琏那时已经是共产党员,要跟自己的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我想,布雷先生那么智慧的人,一定早已觉出女儿的背叛,只是爱女之情笃笃,不肯点破而已。


人性遭到政治的侵蚀,便一定酿造悲剧。虽然陈琏极力躲避布雷先生,但地下党却要尽可能地利用她这层父女关系。抗战胜利,陈琏大学毕业,到北平教书,然后与党内上级袁永熙先生结婚。根据延安的指示,他们在北平举行盛大婚礼,利用布雷先生的地位,联络大批地方政要,积极开展地下工作。


很快事发,陈琏和袁永熙夫妇被北平警局逮捕,因为涉及到布雷先生,二人被移送南京关押,交由国府处置。尽管政治立场对立,毕竟父女情深,布雷先生征得蒋介石许可,出面将女儿保释出狱。之后陈琏回老家慈溪,隐居一段时间。袁永熙出狱后,延安安排他在南京卧底,于是陈琏回到南京,继续利用布雷先生的关系,从事地下工作。父亲告诉我,在南京期间,陈琏多次动用布雷先生的座驾,为延安输送机密情报,车子挂了特别牌照,军警不敢阻挡。布雷先生自杀后,陈琏失去利用价值,便被指示离开南京,转移苏北根据地。

陈琏袁永熙与结婚照   图片来自网络


父亲回忆,陈琏在北平被捕,他和母亲都听说了,十分吃惊。这时父亲才明白,当初陈琏为什么跟他断了恋情。然而对于母亲,陈琏还是陈琏,她的大学闺蜜。所以陈琏转移苏北,途径上海,母亲仍旧招待她在狄斯威路(今溧阳路)自己家里,小住几日。


但是从陈琏离开上海之后,同母亲便没有再见过一面。


时局骤转,国民党兵败,外祖父跟着国民政府南撤台湾。陈琏和袁永熙双双进京,成为高干。陈琏任共青团中央少儿部长,袁永熙做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一九五三年秋,父亲独身从上海调入北京,参与筹建外文出版社。为了表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社里发给父亲一张票,请他十一那天,到天安门观礼台,观赏阅兵和游行。同一个观礼台上,人满为患,父亲却偏偏与陈琏相遇。一个是高官,一个是被限制使用的旧知识分子,地位悬殊,已如天壤。父亲事后感叹,当时他就看出来,陈琏初见到他,瞬间露出喜悦之情,随即收起笑容,寒暄几句,匆匆离开。父亲那时已稍稍懂些政治,能够断定陈琏迫于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努力摆脱历史纠葛,拉开同父亲的距离。母亲听了,表示同意,说是就像当年在重庆,陈琏有意与布雷先生尽量少来往一样。


有了父亲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的遭遇,母亲搬到北京之后,再也不敢找陈琏联络。父亲母亲带了我们,到北大清华去看望他们当年的教授,几次提及想到袁永熙家去看看陈琏,却终于一次都没有去过。虽然见不到面,母亲还是一直很关心陈琏的情况。母亲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有关陈琏的报导,大受鼓舞,自己动手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从而获得特殊照顾,能够在中国最封闭的年代,同台湾外祖父通信联系。仅此一点,我必须对陈琏阿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这篇报导说: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大会上,陈琏发表了一个讲话。她讲话之后,周恩来总理头一个站起来鼓掌,于是受到中央关注,在《人民’日报》上刊出陈琏讲话全文﹕


我想以自己的经验,对于知识青年,特别是社会主义敌对阵营里的儿女们的进步问题,说一些意见。也许在座的有的同志知道,我是陈布雷的女儿。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怀抱着热情和苦闷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途径,我找到了共产党。党把我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了社会解放的前途,我的苦闷消失了。我听党的话,工作着,学习着,前进着,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十几年来,由于党的教育,我获得了一定的进步,我现在是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着青年团中央少年儿童部的副部长。


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觉到:正是因为党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依据的,因此,它对于一切有爱国热情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欢迎和爱护的。可是我听说,目前还有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烦恼,说什么恨只恨阎王爷把我投错了胎,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说在解放以前,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还比较不容易认清党的话,那么在今天,党就像太阳一样,普照着大地,抚育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只要我们认对了方向,而且肯于努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是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途的。


话虽然是如此讲,掌虽然是这样鼓,现实却终究没有这般美丽。


陈琏和袁永熙夫妇,曾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甚至背弃自己的亲生父亲,但他们最终还是遭到清算。一九五七年袁永熙被划为右派,撤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之职,铃铛入狱。陈琏被迫离婚,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母亲听说后,曾经难过了很长时间。


那个时候,母亲在全国总工会编译处任职,全总主席刘宁一在党委会上宣布:陶希圣的女儿,必定是右派。只此一句话,母亲成了右派分子。幸得编译处同志力保,没有被赶到甘肃劳改农场去送死。母亲在办公室每日忍辱负重,心头压抑的冤屈和愤怒,可想而知。但她为了保护我们三个孩子,终日不声不响,维持着生活。多少个夜晚,母亲忍耐不住心中的委屈,待我们都睡了之后,便朝父亲倾诉。有时两人会争执起来,直到大吵,双双穿上大衣,跑出门去办离婚。我们哪里还能睡觉,都缩在床上等待父母归来。我们曾经讨论,如果父母分家,谁该跟随父亲,谁该跟随母亲。结果父亲母亲跑出去几趟,到底没有离婚,我们的家保存下来。


有两次他们吵架,我听到母亲哭诉:父亲现在不得意,都是因为她,她的家庭出身,她对不起父亲,她必须离开父亲。母亲说,如果当年父亲坚持跟陈琏要好,最后能够跟陈琏成家,那么以后,父亲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父亲说那是无稽之谈,陈琏在中大时候,已经是共产党员 ,直接受袁永熙领导,哪里可能接纳别人。


陈琏回到华东以后,消息越来越少。文革期间我借串连之便,到上海访故居。临行前,母亲特别嘱咐我,设法打听一下陈琏的消息。我在上海,曾到华东局去看大字报,可惜没有什么收获。后来从小道消息听说,陈琏在上海屡遭批斗,不堪屈辱,同其父布雷先生一样,自杀绝世。那时我父亲关在牛棚里,消息传不进去,倒免了他伤心。


可母亲获知噩耗,许多天默默无语,神若有失,不可终日。我想母亲一定是回想到她们各自的父亲,她们两人的同学生活,她们遭到政治污染的友情,以及她们共同的不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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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公众号【二湘的七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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