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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和台风同名的男人,选择像台风一样活

公众号【自PAI】发布于:2021-02-16 整理:无聊逛网
上一篇:PE巨头大扩张,黑石要发“规模巨大”的人民币基金

导读: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PE的2020年应该是“高开低走”。 文丨陶辉东 编辑丨王庆武 来源丨投中网 2021年2月9日晚,KKR发布了2020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至此黑石、KKR、凯雷等几家全球最大的上市PE机构均已接连发布了2020年报。 2020年以危机开局,但几家PE


周灿鸿/口述
韩瑞雪/撰文



我叫周灿鸿,1962年生于广西梧州。给我起名字的时候,父亲并不知道后来会有一场和我同名的台风。也许是命中注定,我的一生真就像台风般热烈,折腾起来比谁都劲儿大。


八十年代,我是体制内的业务能手;九十年代,我抢在人先,靠报纸邮购赚了不少钱;新世纪后,我通过创业累积千万资金。但2014年的一次投资失败,让我几乎亏掉所有,投资的商业地产有的抵押、有的卖掉,还欠下200多万外债……


身边人都告诫说这就是不安分的代价,但我一点不后悔,该玩玩,该工作工作。人生不过三万天,我只是想活得精彩些,并将继续折腾下去。


59岁的我,早已从失败中走出来,活得像个30岁的年轻人。


人的性格往往在童年时期就已落下注脚。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梧州糖烟酒公司的职工。他们一共生了四个孩子,我排最后,得到的偏爱也最多,所以从小就很调皮。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一家六口蜗居在爸妈单位分配的30平小宿舍里,住着上下床,用着楼道里的公共厨房和卫生间。


我精力旺盛,聪明又捣蛋,时常带着大院里的一批小孩惹事生非,今天把李伯家新买的信鸽给放了,明天又拿棍子沾上大粪糊王婶家的墙,惹得邻居们叫苦不迭,屁股也挨了不少打。


不过我一点记性不长,前脚还被教训得哭狼嚎,后脚就跑去野泳、踢球。院里很多人都说,这孩子太不安分了,将来说不定要捅大篓子,我爸妈听了也暗自发愁。


我七八岁时全家的合影,第一排最右边的是我。


等上了高中,那些小孩子的把戏已经让我提不起兴趣,我开始沉迷上看小说,上课总坐在最后一排,从不听老师讲课。爸妈对我没多大期待,只想我不出乱子地念完书,再找个安稳工作。我也是这么想的,对未来完全没有规划,直到老师一次无意间的鼓励。


1978年是刚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所在的中学开始重视升学率。因为成绩差,我被分到了学校已经放弃培养的“放牛班”。我依旧沉溺在小说的世界里,但在一次语文随堂测试中却意外得了作文第一名。老师大赞我有天赋,将来说不定能考上大学。


面对大家的哄笑和吹捧,我有些不好意思,但也认真思考起来:大哥进了酒厂、二哥和姐姐上山下乡,我们家还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我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


从此我收起顽性,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当时距离高考已经只有3个月,我每天早起晚睡、借同学笔记、让爸爸给我钱买学习资料。像是变了个人一样沉浸在书里,吃饭睡觉都是想学习的事。


1979年高考的录取率低得吓人,大约只有6%。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以240分的成绩超过了大专线20分,如愿考上了广西财经学院的金融专业。


很快,我的大名不胫而走,老师拿我做榜样,邻居改口夸我从小就聪明,就连古板老实的父亲也在那个夏天喜笑颜开,逢人就散烟。


在大学和老师同学的合影,最后一排圈红的是我。


1979年9月,我一个人手提破木箱、背着一卷旧铺盖先坐船又坐绿皮火车,辗转一整天才来到400公里外的南宁。那是我第一次去大城市,从来没见过那么宽的马路、那么多的自行车。一下车,我就被南宁的繁华所吸引了。


到了学校之后,才发现同学们都来自广西各地,连口音都不一样,一切都让我觉得新奇。那时学校不收学费,但一个月25元的生活费对我家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因此我读书的两年里拼命学习,想着成绩好将来就能分配个好单位,减轻家里负担。没钱追女孩子,我就把旺盛的荷尔蒙尽力发泄到运动当中,踢得一脚好球。


1981年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回梧州人民银行工作。一个月22块工资,能住职工宿舍,还有一身体面的西装。我成了被羡慕的对象,有不少人都来张罗相亲,可我虽然在球场上生龙活虎,但面对异性却总是腼腆害羞,一再错过机会。


在人民银行时期的我,工作体面、踢球又好。


那时候科班出身的人在银行非常受重用,我被分配到热门的信贷岗位,专门负责下乡给集体企业做定额贷款,一天到晚皮鞋沾满灰,闲下来还得总结工作经验,连睡觉都睡不够。


因为工作认真,我在银行干了两年就被提拔为团支部书记。虽然工资一毛钱没涨,但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精神肯定,从此我更加卖命,还时不时把工作经验写成文章去各大专业刊物投稿,成了系统里的小红人。


但我真正在银行出名,是因为一件“大逆不道”的事。那时候我经常下乡跑企业,看到很多残次品堆满仓库。问及原因都是稍微一点不合格便不能出厂的次新品。我们本身有帮企业清库存的任务,我就想了个主意,带着一大群团员开着货车拉到乡下,挂起义卖的横幅,以五分之一不到的价格卖给老乡,结果不到半天就兜售一空。


试验成功后,我如法炮制,每周末都去乡镇卖货,几个月时间愣是把能联系到的企业的库存清了个遍,赚得1000多元巨款。在当时还在用粮票、油票、布票的计划经济时代,这样大张旗鼓地做生意可算得上是异类。没办法,这就是我的性格。


1985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如火如荼,全国都流行“东西南北中,赚钱到广东”的顺口溜,所有人都争着去深圳、去广州,我也坐不住了。


看到《羊城晚报》的报缝里印着省审计厅招募的广告,我便写了一封长长的自荐信,还附上了发表过的大小文章,希望得到人家的垂青。


我发表过论文的期刊杂志,左下角是在广西时期发的。


寄信的时候我还专门让写字好看的父亲帮我提点封面,结果遭来一阵鄙视,"不安安分分地待在这里,瞎折腾什么!”我撇了撇嘴嘴:“试试总是好的,万一成功了呢?”


这个万一真的被我撞上了。看到信后,广东省审计厅的一位处长专门来信到我单位调取了人事档案,发现我一路也算根正苗红,二话不说就把我收了。


我在梧州乘船去审计厅报到,踌躇满志。


我怀着对未来无限憧憬去了广州,没想到迎来的却是当头一棒:工资18块,还没有在老家高;没有单位宿舍、只能睡在办公室地板上;除我之外人家都是本地大学生,根本不屑于和我这个小地方来的专科生打交道,原来只有处长一个人赏识我......


刚到单位我就直接被分配去了丰顺县扶贫一年。调回来之后每天一个人又风里来雨里去,连公交车的钱都舍不得花;想买自行车,发现二手的也很贵,我提起笔给家里写信,想要借几十块买自行车,写着写着就拿不动笔了,一个大男人竟然在办公室难过得流泪。


还是一个同处室的女孩子好心,主动和我说家里有辆闲置的自行车可以借我。从此,我每天蹬着人家的车天南海北地去项目做审计,有时候一天要骑20公里,我开始熟悉起广州,同时也练就了强大的体力。


我(右三)在审计厅工作时和同事们的合影,有些人已经去世。


因为出身低,我遭到了不少歧视。通常三个人去查账,明明我最早发现了问题,非得等另一个人也确认了才说是这样,我知道是要双重审核,但对方的态度很明显信不过,毕竟周围除我之外都是名校毕业生。


我倍受打击,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发誓要做出点成绩给人看。以前用来游泳跑步的下班时间全部栽进书里,把里里外外的文献当作小说一样铺在地上一遍遍地看,一条条地背。有时候连梦话都是「违反财经法规,第六条、第五款」的审计用语。为了提升工作技能,收集了大量行业相关的信息剪报。


1991年,广州青年报以《“经济卫士”传奇》报道了我在审计时铁面无私的事迹。


我们这一行干的都是得罪人的活,被打击报复的同事不在少数,母亲知道后担惊受怕,也让我不得不行事低调起来。但我这么一个不安分的人实在闲不住,工作上不出风头,必然想着办法在其他地方搞点名堂。


1992年,我在报纸上发现了邮递购物的新趋势,感觉大有可为,也张罗着卖点什么。当时二八大杠自行车已是老款,走在时代前列的广州街上出现了很多变速自行车。我注意到很多人会去市场上买好看的车灯装点,夜里骑车很安全。于是我决定小试牛刀,先通过报纸卖车灯看看。


我在报纸上给车灯打广告,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还真有人汇款。


还没有进货,广告就已经打出了,我很快就收到了一个湖南客户寄过来的2盏灯钱,成都一家自行车协会也来信要跟我合作。不到一个月,全国各地雪片般的来信就淹没了信箱。


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上班也盘算着还有几盏灯没寄出去。生意最好的情况下,我每天能卖几十盏,除了个别偏僻省份,我的车灯可以说卖遍了全中国,几个月不到就赚了三四万,相当于我五六年的工资。


有时候正忙得好好的,附近的客人顺着我用工商登记的住宿地址来找我买车灯,一时间,宿舍楼上下同事都知道我在搞副业。局里的领导也三令五申,警告说再影响公务员形象就把我开除。


我那会儿已经不在乎这份工作,舍不得离开纯粹是因为我和同事的女儿谈起了恋爱,因此不得不收敛。


我和太太的合影,当时卖灯挣了不少钱,阔气地买了日本雅西卡135照相机。


我和太太是在单位认识的,他父亲和我一样,也是从小地方调任过来。我年轻力壮,经常跑腿照应老人家,平常扛个煤气罐、送袋大米,一来二去就熟了,后来和他女儿越走越近。


我们熟了之后,我对他女儿产生好感,每天花心思讨好,又是教她游泳又是带她去看海。老同事见我人机灵可靠,也能挣到钱,便把他的宝贝女儿交到我手里。我们谈了三年恋爱,1993年正式结婚,两年后有了女儿雨桐。


女儿2岁时我带她在广州东湖公园的合影,从小就喜欢带她到处走走,开阔眼界。


成家立业之后,我收起躁动的心,一心一意为家庭奉献,不久后跳槽到一家国资背景的信托公司当了中层。1995年,我的月薪已经达到4000元,在当时算高薪阶层,当然工作也更加忙碌。


我每天都扑在工作上,有时几天几夜不合眼,利用我金融系统工作过的经验,给公司融资两千多万,帮公司打了漂亮的翻身仗,我也一路升至了CFO。我在信托公司一干就是12年,到2007年时,我意识到职业天花板已经见顶,还是想折腾点别的,于是果断辞职了。


之后,我自主创业做起了一家会计师协会在广州地区的负责人,开展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中国的课程培训。


工作中的我,经常在各种论坛给人讲课。


当时刚过了奥运会,正值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我生意如火如荼,带着会员们前往纽约、伦敦交易所做沙龙、请凤凰卫视的名嘴采访,还约见罗杰斯、郎咸平等行业大拿。


我先后担任了两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一时间风头无俩,在业界大名传开。


和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的合影,我们在一场线下聚会上认识。


但风光也是有代价的,我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虽然离家不过几公里,但总是忙得脚不沾地。有时突然一个大项目砸过来,就得直接住进公司,最长3个月没回家。


当然,挣得也足够多了,巅峰时期我购置了珠江新城的大房子,手上流动资金就有1000万,一口气买了6套商铺。但除了赚钱,基本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2012年,女儿告诉我她决定出国读书。我好像一下子被按了暂停键,心里空荡荡的,原来她已经长到要离开父母的年纪了,我继续奋斗还有什么意义?我想留女儿在身边,但一时也想不到能让她做什么。


后来我突发奇想,决定创建一个以她为名的公益基金,需要她每年回来探望受资助的儿童,也能顺便看看我们。我的想法很快遭到了周围人的反对,尤其是我老婆,她说真搞不懂我一天到晚在想什么,我们就是平头老百姓,办什么基金。


不顾大家觉得靠不靠谱,我越想越觉得此事意义重大,于是先后跑了好几个地方考察,最后选定在广西龙胜红十字会成立“红十字雨桐资助金”,专门用于资助龙胜县一家希望小学的留守儿童。


2012年,我成立了公益基金,带着老婆孩子去广西龙胜看望当地小朋友。


如我所愿,女儿虽然还是出国读书了,但每个暑假都会飞回来和我一起去看望孩子们,还自己做起了支教老师。


等她再出发去美国的时候,我又开始思考起人生的意义。以前的我风风火火,想做什么就做,后来有了家庭,脚步也被牵绊住了。


这么多年我钱也赚够了,应该为自己而活,于是贪婪地拾起自己的喜好,想做什么就立马去做,生怕等不到明天似的。


想去看企鹅,工作好好的突然就订票就跑到南极。


想去拍摄,我扔下工作就跑;喜欢冬泳,我过年不回家也要泡在东北;想去非洲,我就跑去非洲跟贫民窟的小孩踢球。那段时间,我认识了好多有意思的人,上到八十多,下到十几岁,每天和我称兄道弟。


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务正业,再这样下去公司迟早要出事。但我顾不上那么多,忙着享受生命的精彩,弥补我过去因工作浪费的时间。果然,没有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就打破了这一切。


2014年,正在外面玩得兴起的我突然接到证监会通知,说我涉嫌上市公司高管短线买卖公司股票,已经被立案调查。我一头雾水,匆匆忙忙赶回去,才发现是老妈用我的证券账户买卖了我担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股票,一时间网上各种传言四起。


我的案情通报,老妈误买的股票正好亏了,网上还出现“董事也被套”的嘲讽帖子。


在证券市场上这些事非常敏感,虽然我百般解释,并调出了所有交易记录证明我并非内幕交易,但总归违反了公司高管不能短线交易的规定,证监会最终给了一个比较轻的处分——通报批评。


但关于我内幕交易的信息已经在网上铺天盖地,股民是不相信解释的,同行们也觉得我连这么低级的错误都会犯,都在看我笑话,一时间我孤立无援。


这件事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紧接着我接二连三遭受挫折,连续投资几个商铺失败导致我资金链断裂,背负银行贷款两百多万元,公司业务也变得举步维艰。


苦苦支撑了几年,我的资金状况仍没有好转,几百万投资不见踪影。一时间,我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变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员工工资、办公室租金都付不起,不得不把公司业务停了下来。


我140万买入,开了不到四年的宝马740Li,也只能以39万的价格拿去抵债。


大家都说,这就是我放着好好日子不过瞎折腾的后果,对我冷嘲热讽。满线的电话和饭局没有了,老朋友的问候也变少了。一把年纪了,公司开到快破产,再去打工还有谁会要我?


我陷入了人生低谷,平常喜欢运动、精力充沛的我肉眼可见地衰颓下去。经常在办公室一坐一下午,越发沉默寡言。


这期间,除了大洋彼岸的女儿考上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这一个好消息,我其余时间都是在漫长的痛苦中度过的。


直到女儿发来参加全美花样游泳得了亚军的消息,才让我提起一点精神。她说谢谢爸爸,我一直是她心目中的英雄。我想起我们以前一起游泳的日子。我总是鼓励她面对困难,不要怕水。为了这一句英雄,我也必须振作起来。


看到她得奖这张照片我非常欣慰,好像全身又有了力量。


2017年9月,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想去横渡被称为游泳届珠峰的“琼州海峡”,来给自己糟糕的生活提口气。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琼州海峡宽二十多公里,游泳横渡过去这不是常人能完成的事,何况那时我已经55岁,还瞎折腾什么!


可我已经找不到证明自己的方式,我孤注一掷,像是抓住了唯一的精神寄托:如果能通过挑战,我就一定能挺过这场生活的难。


但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我带着满车物资去海南的路上,整个车头毫无征兆地自燃起来,我全部的物资都烧没了,这对刚振作起来的我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在前往海口的路上车子自燃,我立马报了119 ,万幸人没受伤。


我看着消防员在一旁救火,整个人愣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天时地利人和,极其不好的兆头预示着我大概率会失败,想到这里我有点消沉,想返回广州。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住在旅馆里,正好电视在演《冈仁波齐》,信徒们的车头断了,还继续往前走。我大受感动,觉得这一定是上天给我的考验,当即买了机票继续前往三亚。


6月19日早上,和我一起的8名挑战者出现在海口白沙门公园出发点,面对众多的媒体镜头和观众,我当时有很多顾虑,总担心挑战不成功会名誉扫地。到凌晨5点钟下水,我的所有想法才变成机械般的游泳动作。


横渡过程中体力不支的补给。


前两个钟头我状态极好,一口气游了八九公里,很快就来到了中段,正值旭日东升,能看见对面的陆地。我信心倍增,冲着随船记者比了个“耶”的手势,他也不断给我传递直播里的鲜花和掌声。


我觉得自己浑身是劲儿,终点就在眼前。但后半程的困难比我想象中更早到来,游了4个小时后,已经快中午,潮水渐渐发力。我体力逐渐下降,不一会儿脚趾开始抽筋,只得换个姿势继续游。


被水母蛰得浑身都是伤,一碰就痛。


紧接着我的胳膊、大腿、甚至屁股都开始一轮一轮地抽筋,水母甩都甩不掉,一丛丛地往身上扑,海水凶猛,拼命把我往水里拽,我游得艰难万分。好几次都一点力气没有想要放弃,随队的记者和护航一直给我加油,时不时投来补给。


短短几个小时,我像是走了遍人生,明明已经看到终点了,却有心无力。游到最后5公里,便成了一场纯意志力的坚持。想到女儿,想到自己半生的折腾,说什么我也要刨过去。


只有一公里了,我甚至能听见岸边的人说话的声音,但就是游不动了。我已经把每个细胞的劲儿都使完了。我第一次游到身体已经不复存在,耳朵听不见了,眼睛也看不见了,感受不到任何存在,仿佛整个天地间只剩下我自己。


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上岸的。登陆成功之后我没什么力气接受采访,只是久久地躺在沙滩上浑身发抖。


横渡成功的消息上了各大版面,但我已经不在意。经过这一次的和灵魂对话,我知道已经战胜了自我。


横渡成功的消息很快被报道出来。


这次挑战之后,我重新振作起来,又开始积极投入到事业上。我的专业能力和经验对一些企业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特别适合,尤其是一些准备挂牌上市融资的初创公司,更需要有我这样的专业人士帮助,所以机会很多。


除了高薪,有的公司还愿意给我股份。现在我的财务问题已经好转,虽然债务还没有完全还清,但情况已经很明朗,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解决。


按照虚岁算,我2021年就60岁了,在过去算是花甲之年。回首人生,也已经走了大半程。很多人说,我的生命是宝藏,有说不完的精彩故事。但对我而言,我只是拼命地爱每一天罢了。


多年前我曾被一句话深深触动,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停地折腾的原因——人生不过三万天。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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