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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过工人、摆过摊、蹬过三轮车,38岁成了复旦博士

公众号【自PAI】发布于:2021-08-06 整理:无聊逛网
上一篇:跌跌不休!当你还在纠结跑不跑,会赚钱的大佬却在做这件事……

导读:感慨下,最近这段时间,教育、互联网平台监管力度是越来越大,政策一下来,股市也出现了一轮急跌。 尤其7月26日、27日两个交易日,东财全A指数大跌5.1%,波动幅度更大的创业板指,两日跌幅更是高达6.83%。 真是: 上面一挥旗,下面跑疯了。 不过,在我看来,

蔡伟/口述
孔宁婧/撰文

我是蔡伟,1972年出生于辽宁锦州,那里的冬天很冷,大雪白皑皑的。家庭贫困、高考落榜、下岗、打工、摆地摊、蹬三轮,这些词构成了我坎坷的前半生。一次偶然的机会,38岁的我考上复旦博士,跟随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治学,这使我的人生发生了转折,让我的后半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被命运推着走到今天,如今,48岁的我在贵州安顺学院当老师,平日里主攻学术研究,也教课,大学语文、古代汉语这几门课都是我给学生们上。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我从没跟学生们提起,但长时间坚持的过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三岁时,妈妈带我在锦州公园游玩。

我的父母都是没什么文化的工人,我父亲在胶管厂做技术员,妈妈在汽车配件单位的生产线上做普通的机台工。家里除了我,还有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

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没什么多余的钱给我和姐姐报课外兴趣班。小学三年级暑假,学校组织了一个免费的书法班,请了一个老年教师带我们练书法,一个假期下来,我对写毛笔字有了兴趣。

我之前从来没接触过笔墨纸砚,都是照葫芦画瓢,好在领悟力好,老师说我虽然是零基础,但写得不比有基础的同学差,这让我对书法有了兴趣和信心。我酷爱古文,跟书法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不练字,就不会对文字这么敏感。

我的小学毕业照,小学时期,我的成绩在班上还是名列前茅的。

暑假后,书法班的课结束了,我的练习并没有就此止步。家里没钱给我找专业的老师,我就自己去书店买字帖,从练习柳公权、颜真卿的楷书起步。书店的售货员也认识我了,会给我推荐适合我这个年龄段练的字帖。当时一本字帖是几毛钱,贵的一块多,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块,够零花钱不多的我攒好长一阵子了。

自学书法的唯一困难就是,总会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字。繁体字和异体字特别多,查字典也查不到,我就抄下来问邻居。我有个邻居比较年长,他念过高中,那个时候能读高中,相当于现在读大学。他从小就读《百家姓》,也练过毛笔字,算是我们那一片儿最有文化的人。如果他也不认识的话就只能先记着,有很多都是后来我读古文的书之后,才知道是什么字,该怎么念。

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父母对我虽然没有过多的要求,但他们也希望我能考上大学,不用像他们做工人,没想到我还是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上了高中后,我的成绩急转直下,数理化很难学进去,除了语文,其他科目成绩都不好。

因为练过毛笔字,小学和初中也背过不少文言文和古诗,让我对古典文学很感兴趣。语文课上讲陶渊明的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像是名篇《桃花源记》,还有他的一些古体诗。古体诗比近体诗更加难懂,同时也更有挑战性。另一方面,也因为其他科目成绩不好,我内心里就觉得,如果能把古文学好,也算是对其他科目的一种补偿吧。

除了练毛笔字,我也练硬笔书法和粉笔字。

古文的书在书店很难买,有时旧书摊上也找不到,我就从图书馆找书看。学校的图书馆很小,藏书也少,多数是教辅资料。在锦州,大的图书馆只有市图书馆一个,一周我要跑个四五趟,除了周末,平时放学一有时间就去。市图书馆还书期限是一个月,我十天八天就能把书还上,一两天看完一本书的节奏。

古文相关的小说我也看,光是《红楼梦》我就读了好几遍,虽然属于白话小说,但其中的词汇语句很多用了文言文,文字语言很丰富,还夹杂着诗词歌赋,我都背过。看完原著,我还去追看83版的《红楼梦》电视剧,里面的人物动不动就写诗、写毛笔字的,古风味道很浓。

在图书馆的借阅让我接触到训诂学。在我的理解里,训诂学是学习古文的一种方法和工具,其包含古音学、校勘学和文字学方面的知识,字义分为古义和今义,只有将这些学问综合在一起,才能确切理解它。训诂学的内容相对专业,我没有指导老师,看书和学习都没什么章法,基本就是拿到书后,根据目录按图索骥,找到一本看一本。这一领域的书籍在图书馆里本来就不太多,全被我看完了。

久而久之,我有了不少字音字形、文学常识方面的积累,比周围的同学认识更多的字,有时候老师不认识的字也会来问我。高中语文课本里,有篇《论语》的课文,文中提到“夫子哂之”,上课时老师就把我叫起来了,问我这个字怎么读?其实“哂”就是笑的意思,虽然不是特别难认,但也不属于很常见的字。

在那个年代,同学中都风靡小虎队,成天买他们的磁带、听他们的歌。我也追星,只不过我的范围不限于那些明星,我特别崇拜王力和裘锡圭先生,他们的文章写得太好了,对20岁不到的我来说,王力先生就是小虎队般的存在。

小学六年级,我买到过一本王力的《怎样学习古代汉语》,这本书很小,恰巧打折,我就买下来了,没想到看了之后,意外的很喜欢。初中时我又买了一套他写的《古代汉语》,里面会讲一些诗词格律,我被深深吸引。当时我也幻想,如果我能遇到像他们一样的老师,该有多幸运,没想到这些在二十多年后竟然成真。

初二时,学校挑选学习较好的学生参加夏令营,我们去到兴城,那里有明代的炮台。

光靠古文是没办法考上大学的,这点我很清楚。高考我落榜了,基本没有太多失落的情绪,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思考了一下,以我的成绩,再考一年也没太大希望,况且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没有那么多钱让我再复读了。

身边很多没考上的同学,为了拿张文凭,有去读成人大学,有念电大的,我不想那样,所以没有违背父亲的意思,让他在胶管厂给我安排了一份工作。能挣钱、能维持生存,就是我对工作的全部要求。

没有技术和文凭,在胶管厂我只能做机台工。我在生产线上的最后一个环节,主要工作就是把做好的钢管脱模下来。这是个体力活,把管子从机器上卸下来要靠手抬,太重了,刚开始我根本抬不动,干了一段时间,连胸肌都有了。干的活也不太固定,后来厂里不怎么做胶管了,我又被安排去给玻璃钢喷漆,总之,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没办法,我不能多想什么,必须适应环境。

我的高中毕业证书,这是我当时拥有的最高学历。

厂子里班制是三班倒,早上8点上班,中午就能下班,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回到家后,把该做的家务做好,我可以自由地看书。刚开始,爸妈还会唠叨我,觉得看这些书没什么用,也不能换来经济收入,就是浪费时间,但说了我也不听,他们拿我没办法,也就不怎么发表意见了。

干活间隙休息时,有不少工友会聚在一起打扑克,我一般不参与,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背一些古文。我性格不太合群,多数时候都是独来独往,在厂子里也没什么朋友,看书的时候一般不让其他人看见,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偷偷地看。平时上工,我有事没事就在手心和大腿上比划着练字,手里没有笔,就用手指,神神叨叨的,工友们看到,背地里猜测我是不是神经不太正常。

那个时候,很多古籍在旧书市场上买不到,图书馆也不给外借,我就花上好几天的时间,拿纸笔把整本书都抄下来,《尔雅》我前前后后抄了20天。最开始是帮助背诵,像是王国维的诗词,我都抄过,到后来就是为了记录一些问题,方便理解。

胶管厂发的表格纸被我攒成摞,将有字一面从中对折,订成一本用。这样抄了有20多本,有一些重要的笔记我至今还随身携带,剩下的放在老家保存。现在回头来再看这些,感慨万千,觉得当时的每一分努力都没有白费。

我将胶管厂发的表格纸做成笔记本,在上面随手记下读书笔记,至今留存完好。

在胶管厂干到第三年,厂子优化,我下岗了。我找了一个在招待所食堂当帮厨的活,主要就是揉面、做馒头,一个月100块的临时工。那段时间我很迷茫,生活的变数让我觉得一切都不稳定,总干体力活不是长久之计,但家庭环境不好,也没有亲戚朋友能给我什么帮助,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其实我能感受到,我内心还是向往校园的,有个安静的环境能读书,就是件无比幸福的事,可在当时,我只能靠自学。基础水平有限,又没经过系统的训练,全凭兴趣看书,我很清楚自己身上的弱势和问题。身边也有一些大学生,但上了大学不代表就有高的知识水平,我对我读的书有信心,我不比他们大多数人差。

这些年来,我自己看书,研究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是暗淡生活中唯一有滋有味的东西,我无法割舍,到了不学不行的地步。如果这些我都不看了,好像我什么都没有干一样,终日无所获。

自学的过程中,我也遇到很多难以独立解决的问题。裘锡圭教授是这个领域公认的名家,我看过他在很权威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于是萌生了写信给他请教问题的想法。他当时还在北京大学的古文献研究所工作,信寄出之后,我惴惴不安,等了十几天,没想到他真的会回复,之前我也给别的学者写过信,但都杳无音讯了。

1995年,我给裘锡圭先生寄信,收到他的回信。之后我开始用和名家书信交流的方式,解决自学遇到的问题。

我给裘先生写信不是很频繁,一年会有个一次,前后有三四封书信来回,主要是怕打扰到他,平时自学遇到的小问题,比如认字读音方面的,我都积攒着自己慢慢解决,通常不麻烦先生。我记得给他寄出的第一封是纯粹自己写的札记,后几封有问题的探讨。

不仅请教问题,我也坦诚地说一些自己的观点,比如对裘锡圭先生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内容,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些获得了赞同。一次,裘先生在认可我的意见后, 特地发文更正。

1998年,裘先生根据我的意见发表文章,进行补充说明,这是对我是很大的肯定。

在食堂的工作赚得实在是太少了,没做多久我就想着能不能自己做点小生意,时间自由,赚得也多。1997年,我总共借了不到一万块的本钱,买了冰柜,在当时锦州市比较大的一个商场门口摆起了小摊,夏天卖冰棍,冬天卖炒花生和瓜子。

开始摆摊之前,我一个人去了一趟北京,去北京大学找裘锡圭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真人,第一眼觉得他是个很严肃的人,大学者的样子。

我和他交流了一些平日里看的书。裘先生建议,我这样的情况可以考虑读研究生,但我觉得不现实,因为我英语不行,也和课堂、考试这些脱节太久了。他听了后鼓励我多看书,一定要坚持自学。那次,我只在北京待了一晚,还花了几百块,背回去十多本书。

摆摊卖的雪糕和冷饮,要头一天去市场进好,晚上先放冰柜里冻起来,第二天再放到保温箱里,用三轮车驮到商场门口。我家住7楼,没电梯,这些保温箱和折叠伞加起来,有五六十斤重,上楼下楼都靠人力搬。遇上下雨的时候,就支个伞卖。夏天天气热,冰棍容易化,卖不出去就自己吃一些,一个月下来能挣五六百,远比工厂一个月一两百块的工资多。

摆摊最大的好处是时间充足,不是一直有人来买东西,我可以拿出很多时间来看书,一天起码能看四五个小时。边摆摊边搞学问的反差不免惹来一些“挖苦”,有人说我看这玩意儿没什么用,也有人说我上学的时候不用功,现在来找补,晚了。这些话我就打打耳旁风,从不往心里去,摆摊十多年,我坚持看了十多年,没中断过,如果没有这段日子的积累,可能也不会有之后的际遇。

虽然每个月赚得比以往多了些,但成家了,有了孩子后,家庭的负担也变重。按照困难户判定的标准,我们家的月收入都符合了,但我毕竟属于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低保没办法给到我,只能靠自己。

1995年,我和当时在服装厂打工的妻子结婚,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锦州的冬天,气温低至零下10度,我舍不得开暖气,以往在胶管厂是单位代缴,改成一户一阀之后必须自己交钱,我家十多年都没交过取暖费。冬天的晚上,一家人睡觉前要灌上大大小小的热水瓶和热水袋,捂在被子里,或者是下楼动一动、跑一跑,等身体热了再上去睡觉。

虽然赚得不多,但是该买的书我也没落下,新书太贵了,我就盯着几家旧书店。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高亨的《诗经今注》都是我在旧书店里淘到的。2000年,我为了买书又专门跑去北京一趟,古文相关专业需要的一些书籍,在我们那边购买相当困难,北京琉璃厂附近有个旧书店的古书很全,我一口气买了500多块钱的书,来回的火车票也花了几十块。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屋子里,墙边、床底下都是我的古书。

在旧书市场找书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我有了第一台电脑。2003年,我和一个从广州打工回来的高中同学见了面,从他那里听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用电脑,我挺羡慕的,缠着我爸给我买了一台,花了四千多块。我爸一个月也就一千元退休金,这是他几个月的退休工资。

我开始用电脑上网站和论坛,发表一些自己对古文的看法和见解。在论坛上发言,我没用真名,给自己起了一个“抱小”的网名,意为“志向小学(研究中国古代汉语语言、文字的学科)”,不少裘先生的学生认出了我,觉得这个号发言水平很高,看起来是对古文有深入研究的人。

一些专业资料和书籍在老家买不到,董珊教授给我寄过几次学科相关的资料。

2007年,妻子突如其来的生病几乎要压垮这个家。其实也不是没有征兆,妻子在一家服装厂做工,厂子里的空气环境不太好,她本身就有心脏病和皮肤病,可能是人到了某个生活的极点,一下子累倒了。随后一年的时间里,她都待在家里养病,为了给她治病,我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5万块钱,这笔钱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巨款,当时摆摊不景气,我买了一辆几百块的三轮车,蹬三轮挣钱。

我每天蹬着三轮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拉人也拉货,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拉十多趟,挣个四五十块,节假日和过年还会再多一些。蹬三轮是个纯体力活,费力费腿,现在我有时候还会腿疼,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毛病。一个月下来能有1000多块收入。每个月要拿出四五百块给妻子买药,剩下的钱还要吃饭,还有其他生活开销,所以过得还是很拮据,最困难的时候,还找亲戚朋友借了四五万块钱。

读博期间我回老家,楼下有其他人停放的三轮车。

一旦把挣钱当作生活的重心,就没有时间再思考别的,蹬三轮后的大半年我都没有碰过书,日子过得非常苦闷,很失意,到了一个低谷。我当时和几个古文字学者有书信往来,在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珊的一封信中,我忍不住说了自己的现状,距离我的生活更远的人,反倒成了我能倾诉的对象。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刚拉完一个活,突然就接到了董珊老师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如果有个可以去复旦学习的机会,你愿不愿意去?我琢磨到他话里的意思,我当然愿意啊,但不敢相信,这个机会会掉落在我身上。直到复旦的刘钊老师又给我打了一通电话,正式邀请我加入《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编撰项目时,我才知道,我的人生有转机了。

虽然心里放不下妻子和孩子,但思来想去,我还是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一个人去了上海。刘老师的学生在复旦大学附近帮我租了一间房,项目组承担了我在上海的生活费用。

2009年,在复旦古文字研究中心,当时我在项目组负责写释文和注释。

在项目组,我的工作主要是文献注释。马王堆出土的帛简都需要有释文,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注释量相比之前有所增多,重新整理具体就是将竹简上的古文字先用繁体字写下来,再给出相应的释文。我很快适应了这个工作,20年以来的阅读和自学,让我对这个专业一点也不陌生,对分配到的任务,我总有自己的思路,一些看法也获得了其他专家的认可,团队里其他博士生都叫我蔡老师,把我当成前辈看待。

项目的时长只有一年,结束前,当时已调到复旦任教的裘锡圭教授跟我谈起了去向问题,裘先生建议我继续在复旦读博,不然项目结束了,我还是会回归以前的生活。因为我没读过大学,照理来说没有申请读博的资格,裘先生和其他几位教授为了让我有机会继续做学问,联合其他几位教授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可以不参加统考,作为裘先生的自招学生攻读博士。

考虑到我的英语已经丢了十多年,学校将考试科目中的英语改成了日语。我的日语是零基础,只能靠突击,项目组里正好有个日本的老师,我和他交流很多,常求问他一些日语学习方法。考试顺利通过,2009年,38岁的我拿到了复旦大学博士学位的录取通知书。

2009年,我收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母说要好好珍惜读书的机会。

在修博士课程的同时,我还要补修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我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几乎比周围的同学大一轮。头一两年,几乎每天都是在上课的过程中度过,学习资料越来越多,以前愁没书看,读博后书多得看不过来,但随着年龄增长,精力却比以前下降了。

从兴趣变成专业,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最开始我写论文很随性,很多写作规范我都不了解,在此之前,我只在网上零星地写过几篇观点类的小文章,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调整论文写作的话语和范式。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我的研究水平变高了,在期刊和核心网站上发表了不少论文,读博一年的成果顶得上前20年的。研究中心每月给我3000元生活费,我能攒下一半的钱寄给家里。

这六年的时间,让我体会到专心治学的可贵和幸福,身边的同学毕业后很多都去做了老师,继续做专业相关的研究,我想回老家东北,也希望能继续留在校园里。我前前后后投了20多份简历给锦州、大连和沈阳的高校,但被卡在了年龄和第一学历的问题上,都没通过。

2015年,我博士毕业,在复旦大学门口拍照留念,当时我已44岁。

毕业时,我已经四五十岁了,没有教师资格证,第一学历是高中毕业,工作非常不好找。贵州省安顺市的安顺学院破格录取了我,后来,安顺学院人事处的老师跟我讲我才知道,是人社局出面跟学校商量,才让我进了学校。进去后,我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的古籍特藏部,编写馆藏古籍书志,还教古代汉语、大学语文和书法这三门课。

现在做学问、发期刊不容易,投出去的稿子,需要经过外审专家的审读,再经过编辑之手多次修改。另外学界很多大教授水平都很高,期刊排号不一定能轮得上我,但在学术上,我对自己的要求不关乎发文数量,但要写站得住脚的文章。

读博时期,我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的核心期刊上发表了文章。

写一篇文章必须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不然不如不写。观点要有正确性,要站得住脚,起码要让别人看完你的文章后有所启发。从2016年工作到现在,我总共发过十多篇论文,算下来每年基本上只发两篇。但我一直保持着写文章的习惯,不在期刊上发,就发在网站上。原先复旦有一个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武汉大学也有个简帛网站,有新的材料的文物出土,我就写文章发布。

我常常跟学生说,你们能来读书,机会都不容易,考上大学之后不能太混日子了,还是要有所收获。我们学古汉语相关专业的学生,日后跟别人聊起天来,起码不能被人瞧不起;也不能把古人留给我们的东西都遗忘了,文化传统要记下,要继续传给下一代。

没课的时候,我会自己练习书法。

一切的教育都要从培养兴趣开始,这一点我深有体会,若不是兴趣,我也不可能和古文相伴这么多年。除了兴趣,就是认真,就像是写毛笔字,在课上我就跟学生们说,人人都能有写好的潜力,水平如何,跟自己下了多少功夫有关。

2017年,我和妻子儿子,一家三口合照。

因为我在安顺工作,妻子和孩子也跟着我来了贵州,学校帮忙解决家属工作,妻子现在在安顺学院的档案馆工作。儿子今年大学毕业,学制茶专业,也是他自己的兴趣所在,目前还在找工作。现在的生活我挺满意的,至少比之前要好很多,再回想起之前的那些年,只觉得,原来我之前的人生也经历过挺多起起落落。

过好每一天就是感谢现在的生活。我也希望以后能多出一些成果,发一些有用的文章,让自己在这个专业上更加精进。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去台湾的“中研院”看看,里面有很多我感兴趣的资料。还有北京,我因为开学术会去过两次北京,都没有时间仔细去看看国家图书馆。2019年,我出版过一本古典文献研究的辑刊,我还想再出一本书,收录这么多年来,我为古文写过的文章。

(*注:本文由蔡伟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由蔡伟本人提供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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