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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过七十五,依旧在跳钢管舞

公众号【自PAI】发布于:2021-08-04 整理:无聊逛网
上一篇:在中国,月薪上2万的只有70万人?这些你不知道的国人收入真相太扎心!

导读:网上曾经流传着一组国人收入数据,其中显示国人月收入大于2万的,只有70万人。 说实话,中国最富的那70万人,倒也不至于这么穷。 但 穷人的没钱却是真的 ,看看下面这组统计: 13亿人从未出国; 10亿人没有做过飞机; 5亿人没有用过马桶; 6亿人月入1000元..


戴大莉/口述悠悠/ 撰文

我叫戴大莉,1945年12月出生在重庆一个大家庭。16岁毕业后,我进入新华书店工作。期间,我参与过“支援三线建设”,获得过劳模称号。

退休4年后,在女儿的鼓励下,我走进了健身房,遇到了钢管舞,练起了这种新奇的舞蹈。

随后,上节目、玩抖音、做直播……已年过75的我,依然在跳舞,依然在学习,依然对新鲜事物保持着好奇,并勇于尝试和挑战。

我40多岁时的照片,那时候还不喜欢化妆。

我在家排行老七,有8个兄弟姐妹。爷爷是个私塾先生,但父亲并没有读多少书,而是十几岁就出去做生意了。

我出生时,他就已经在上海做了好多年的绸缎生意了。因为常年在上海做生意,他写得一手好字,还会说英语。母亲带着我们9个孩子,和舅舅一家住在重庆老家。

解放后,父亲也在上海待了好多年。这是他五十年代在上海的办公室入场证。

因为还是解放前,常年战乱、局势不稳,父亲的生意就不好做了,家里经常仰仗舅舅舅妈支援。但舅舅也有一大家人,所以,大家生活都过得不是特别好。但幸运的是,家里还是让我们兄弟姐妹9个都上了学。

我20来岁时,去上海看望父亲时,在黄浦江边拍下了这张照片。

这么一大家人,每天都由大一点的孩子轮流掌勺。饭做好后,掌勺的人把饭菜端上桌,等所有人都坐好了,说一句:“大家请用。”其余人齐声道谢。比如,我就说:“谢谢二姐”或“谢谢大哥”,然后,大家才能动筷子。

我7岁上小学时,弟弟妹妹也有四五岁了。差不多就这时候,母亲就不再当全职主妇,而是去小学教书了。母亲比父亲书读得多,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她表面看起来很严肃不爱说话,实际上很温柔,我好像都没挨过打。

这是我妈妈和哥哥姐姐们的照片。妈妈是个矜持优雅的人,不爱说话,尤其是对异性,我的性格随妈妈。

11岁,小学最后一年,我跟着二姐去了成都。因为她去了成都一所中学教书,就把我和八妹带了过去,承担起了抚养我们的重任。1958年,13岁的我初中毕业,考取了成都市戏剧学校,专修舞蹈。八妹则考取了音乐学校,学习钢琴。

这让二姐松了一大口气。因为学校不收钱,管吃住。每个月还会按运动量给我发30斤粮食,我一下成了全家粮食最多的人。毕业后,中专学历,还给分配工作,这让大家都很羡慕。

二姐上学时的照片。我和八妹上初中全靠二姐抚养照顾。所以,我特别感激她,跟她特别亲。

除了个子不高,我的身体条件在舞蹈生里算不错的。横叉、竖叉这种把很多人疼哭的项目,我一学就会。戏剧学校学的东西很多,舞蹈的基本功、成品舞、剧目自不用说,京剧、川剧的基本功,视唱练耳……我们也要学。

看起来严肃、内向、不爱说话的我,却总爱挑战男孩子的项目。我还记得,有一个从桌子上往下翻的动作,那是京剧武生的动作。我看到后自动加入到男孩子中,腰间绑根带子,在老师的守护下,一遍遍地翻。

我在戏剧学校学舞蹈时用的绑带。练功时,带子绑在腰间,两头各留大概一掌长,两个老师各抓一头。

16岁,中专最后一年,我就进入了四川省建设文工团,半工半读。文工团还计划等我毕业后,派我去北京继续深造舞蹈。可等我毕业时,全国大面积撤销文工团,这个工作就没了。

16岁时,我在四川省建设文工团表演蒙族舞,留下了这一时期唯一的一张照片。

好在实现了文化系统内部调动,1961年,我和一大批人都被调入了新华书店。

内心深处,我还是更想从事舞蹈工作。毕竟,我有着一个“空中飞人”的梦想。小时候,我曾看到过一个节目:一个女孩子身披红绸在空中飞舞,她是那么的飘逸、那么的轻盈。在当时的我看来,简直就是仙女下凡。现在看,那应该是一个杂技节目,但那时候,她在我心中播下了飞舞的种子。

可梦想归梦想,那时候大家都是服从分配,没什么自主选择空间。再说了,新华书店也是很好的单位。

我一去每个月就能拿到18块钱的工资,18块钱在那时是什么概念呢?是很大一笔钱。当时,成都流行一种饮料,叫“泗瓜泗”,2角钱一杯。刚工作那几年,我大概就喝过两次,觉得特别奢侈。更重要的是,单位管伙食,还有宿舍,尽管是三四人间,但我也很满意了。

泗瓜泗是squash(汽水)的音译,60年代,我刚参加工作,在成都最早经营西餐的耀华餐厅,这样一杯卖2角钱。

进入新华书店,我先是被分到门市部,当图书发行员,服务进店买书的读者。

两三年后,“三线建设”开始。我看别人去凉山之类的偏远地区,心里很是羡慕。因此,我也向领导申请,要“去艰苦的斗争中,去火热的生活中,锻炼自己”。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时候,我对领导的原话就是这样说的,心里也的确就是这么想的。

等了一年多,1965年,刚满20岁的我终于如愿以偿:被安排去我们四川省最南边的渡口市支援三线建设。这可把我开心坏了,因为别人跟我说,在渡口,手一伸就能摘到木瓜、芒果和香蕉。

在新华书店,我们一直吃单位伙食。一直到90年代,还要拿着这种“搭伙证明”去换粮食买饭吃。

渡口,后来改名叫攀枝花了。现在从成都去攀枝花,开车只要七八个小时,我那时候却坐了足足5天的大公共汽车。那车座位特别挤,行李只能用绳子绑在车顶。旁边的小伙子和我年纪相仿,应该是别的单位派去支援渡口建设的。从上车到下车,5天,他一直坐我旁边,但我俩一句话都没说,可见那时的年轻人有多羞涩。

当然,这也和心情有关。尽管支援三线建设是件光荣的事,可一想到要离开家人朋友,一个人去到那么远的地方,路上也没心情跟人聊天。雅安、西昌、会理、渡口,一路停了四个地方。每天天快黑时,车就停下来。我们下车找个旅店,吃完饭就睡了,完全没人有心思看风景。三、四人间,大通铺,在那几天,我都睡过。

到渡口的第二天,我就被安排到对口支援的点上去了。从此开启了整整十年的渡口生活。在点上,我依然是在新华书店卖书,时而还做些宣传工作。吃食堂,住三、四人间的单身宿舍,这种房子叫“干打垒”,泥巴地上搭的竹房子,木头门、顶上盖着牛毛毡。

到渡口不久,我站在大芭蕉叶子前拍下了这张照片。

“到艰苦的斗争中锻炼自己”,还真不是开玩笑,到这时,我才切身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我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用水。我在的那十年,渡口没有清水。打上来的水都特别浑浊,每次都需要往桶里放一点白矾,用树枝搅十几下,泥沙沉底水变清亮才能用。毛巾也用不了几天,就泛黄变色了。

直到今天,四五十年过去了,我依然对渡口的自然特征印象深刻,一个是风大,另一个是天热。一刮风,就吹得人睁不开眼睛,鼻子里,甚至牙缝里都是沙子。天热,没空调没电扇,怎么办?我只能在中午下班前,提前回宿舍,给泥地浇上水,等它稍干点,再铺上一层牛皮纸纸箱什么的,午饭后就直接躺上面休息,算个不错的地铺。

每年有十多天假,每年也只能在这十多天假期回趟成都。

我和爱人,在渡口一棵木瓜树前拍的合照。渡口确实有很多木瓜,但没有之前别人跟我描述的那么多。

在渡口的第三年,23岁的我结婚了,爱人是我戏剧学校的校友。在学校时,他对我一直很好,经常给我买礼物,我生病时他也会照顾我。他在成都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基本全都用来给我打电话了。

那时,他打个电话给我,需要先打到渡口市文化系统,拨分机打到新华书店,再接到具体的门店,然后才能找到我。次数多了,我们这边的接线员都认识他了。一放假,他就来渡口找我。我看推都推不走,就决定了和他结婚。而在此之前,我们连手都没牵过。

结婚前,他还和同事在成都同住一间宿舍。同事搬走后,才给我们腾出了这间婚房。向别人借了张小棕床,和他的单人床一拼,就是我们的婚床。别说婚纱照了,婚礼、酒席,就算请亲戚朋友吃个便饭都没有。

爱人单位送了个大花瓶,我的朋友送了一对枕头。其余,就是水盆、毛主席像。还有人送了个钟,后来有人说送钟不吉利,但那个猫头鹰造型的钟很可爱,我很喜欢。这几乎就是我俩结婚时的全部家当。婚假休完,我就回渡口去上班了,继续和爱人分居两地。

大女儿小时候,我回成都时,带她去成都的公园游玩时的场景。

一年后,大女儿出生。休完72天产假,我又接着回渡口上班了。虽然舍不得,但也没办法,只好请个保姆照顾才四五个月大的女儿,给她喂奶粉、洗衣服。等她长到一岁多,我才把她带到渡口。

幸好那时候可以带娃上班。如果她醒着,我就把她带到店里,我工作,把她放旁边,随时照看着。有时候,看她睡着了,我把门一锁就去上班了。有好多次,我回去时,她都醒着在哭。经常,她的哭声会引来八九个小孩,围在门外听。

日子就这么将就着过,她一到两岁,我就把她送进了单位的幼儿园,这才松了口气。1972年,二女儿出生,我带着两个孩子在渡口又待了两三年。

几年前,我和两个女儿在海边拍的照片。到这个年纪,就觉得还是多个孩子更好。

渡口聚集了从祖国各地来支援“三线建设”的人,到处都能听到东北口音。我隔壁住着几个部队转业的男士,也和爱人分居两地。我们大家关系都很好,但仅限于平时他们帮我提个重物啦,要翻山越岭去开会时,他们帮我抱抱娃。除此之外,隔壁几年,相互之间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

这在现代恐怕很有难度,但在那个年代,这是常态。那个年代,大家普遍思想单纯,道德责任感强。偶尔遇到一两个作风不好的,大家都会瞧不起他(她)。

老这么分隔两地,很不方便,我越待就越想回成都。爱人也想尽了办法,终于,1975年,我被调回了成都。从此,攀枝花、二井巷、弄弄坪、大渡口、小渡口……都成了记忆中的地方。

回成都后,我被安排到了离家比较近近的新华书店人民南路店,一直到退休。由发行员升为柜长,再后来,被调到了机关发行部。

这是1982年的新华书店人民南路店,从30岁到60岁,我一直在这个门店工作。

无论在门市部,还是在发行部,都有很多体力活。在门市部工作,一站一整天,时间一久,腰就疼得厉害。再加上我当年学舞蹈时积累下来的腰伤,经常把我疼哭。

除了在店内卖书,我们还经常搞书市、书展之类的活动。比如,周末要去哪个大学摆个书市。那就要提前联系好场地,准备好要卖的书,用塑料绳把它打包好装上车,把摊位布置好,再把书卸下来一本本摆好。活动结束,又把剩下的收回来。

在门市部时,经常搞书市、书展之类的活动。这是八十年代,在成都一所大学里开展书市,我在现场卖书收款。

在发行部时,我经常要发信通知别人买书,告诉别人书的定价、书名及出版信息。逢着七一、元旦之类的重要节点,还要给各单位发文件,无论人家订没订书,文件都得寄。

这时候,我一天就要写上百个信封,经常写到手指都伸不直了,需要弹几下才能伸直。长此以往,手就写出腱鞘炎,直到现在,这个毛病还困扰着我。

这是八十年代,一次“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后,我(二排左起第三个)和同事们的集体合照。

但对这些,我都毫无怨言,就一个想法:听组织的话,把工作做好。认真工作的回报也是看得见的,我经常在单位组织的“打包”“珠算”等业务比赛中获奖,还先后获得过“新华书店17城最佳发行人”、“四川省十佳发行人”、“成都市劳模”等奖项。

一次业务比赛后,领导给我们几个获奖者颁奖。最前面,穿白衬衫接过奖品的是我。

到后来,出现电脑、手机这些提高工作效率的新工具,我都特别积极地去学习。1995年,国家开始实施周末双休制,接近退休年龄的我也享受了几年双休。2000年,我到了退休年龄,又被单位返聘。2005年,我觉得自己都60了,该退休了,也该给年轻人腾个位置了,就主动要求退休,彻底结束了工作。

90年代,我和单位同事出去郊游时拍的照片。

从16岁到60岁,在新华书店的这么多年,我跟舞蹈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顶多在渡口时,早上带大家跳跳类似早操的集体舞。偶尔遇到单位搞活动,我会去表演个节目。

印象比较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去渡口之前,我结合大家的工作内容,编了个歌舞节目,叫《送书下乡》。编了一点舞蹈动作,最后不忘加上一句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我参与编排演出的歌舞节目《送书下乡》。

我对年龄、年份这些数字总是记不清,但对48岁这年的一件事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单位组织活动,领导让我和几个女同事跳迪斯科,我一个女同事直接怼领导:“人家戴大莉都48岁了,你还让人家去跳迪斯科。难道等过两年,人家50了,你还让人家去跳舞?”迪斯科最终我还是跳了。

现在,我经常能回想起这件事,十分感慨:我怎么也想不到,如今都已年过75,我依然在跳舞,而且跳的还是难度和强度并不比迪斯科小的钢管舞。

90年代,单位搞活动,我和同事一起跳迪斯科,后排右一是我。

所以,现在经常听到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说自己老了,我不是很能理解。我觉得你们说着玩玩自嘲一下就够了,但如果真的才二三十岁就被年龄困住,那就太划不来了。

退休的前几年,我也就在家和老伴享享清福,并没有想起我那个“飞舞”的梦想。后来,有几个闺蜜跳坝坝舞(一种集体广场舞,主要流行于川渝地区),把我也拉进去了。

到我64岁时,大女儿让我去健身房。我跟她嘀咕:“我都这么大年龄了,去啥子健身房哦?”磨蹭了一阵,她直接给我办了健身卡,我拗不过,就去了。开始,也就跳跳民族舞,练练瑜珈拉丁啥的。

没多久,我看见健身房一个单独的屋子里安了几根钢管,几个年轻人爬上去在上面旋转。我就守在门口,根本不敢进。但对新鲜事物好奇心强的个性驱使着我最终还是进屋了。我想,不会跳,摸一下问一下总可以吧。于是,看了阵别人跳、摸了下钢管后,我特别小声地问老师:“老师,我可以学这个吗?”老师说:“当然可以。”

就这样,只要钢管舞有课,我就跟着上。头几周,老师都只教了我一些地面动作。地面动作练好之后,才开始教我们爬钢管。

这是我在健身房练钢管舞的照片,像扯旗这种有一定难度的动作,我都是练了好几个月才敢做。

刚开始,我是爬不上去的,要老师扶着一点点练习。像倒挂这种高难度动作,我更是练了几十次上百次,脚都还不敢打出去。第一次倒挂,我以为腿上的皮肤都磨烂了,在管上就叫着“烂了烂了”,下来一看,还好,只是淤青。

练滑管,脚背、膝盖磨破皮是常事。手也常年都结着厚厚的茧。但这些对于练钢管舞的人来说,都是必经的,我们都不会当回事,更不会因此就放弃。

刚学钢管舞那阵很痴迷,在外面玩见着树啦、船上的杆啦,都想去爬一爬。我软度很好,一字马这种基本功,好多年轻人都下不去,我加三块砖没问题。但跳舞不光需要软度,尤其钢管舞这种力与美结合的舞蹈,力量欠缺是个大问题,我的腿就经常扒不住钢管。而且,身体机能毕竟还是比不了年轻人。

有些动作,他们学个五六天就会了,我起码要练两三个月。曾经工作积累下来的腱鞘炎,这时候也一次次显出它的威力,我双手的握力不好,也成了个障碍。腰痛就更是个大问题了,所以,那种纯靠腰的动作,我就不会去逞能。但这些问题都没有困住我,只要有课,我都会认认真真去上。没钢管舞的时候,我就上去民族舞、瑜伽之类的课。

我练习基本功的照片。

练了一年,《中国达人秀》节目组找到我,经过层层筛选,我进入了节目。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这么多人看的电视节目。表演前,我听着主持人和现场观众齐声高喊:“相信梦想、相信奇迹”,吓得腿都软了。

幸亏准备充分,一摸到钢管,我很快就平复下来了。最终顺利完成演出,给大家展示了跪杆、扯旗和太空步等几个有一定难度的动作。

为方便练习,我还在卧室里安了根钢管。

从“达人秀”回来后,我想系统提升一下钢管舞,便离开健身房,去钢管舞学校报了终生学习钢管舞的课。这一练,就是十年。现在,这根用了十年的钢管已经“光荣退役”,我又换了根新的硅胶钢管。相比这根不锈钢的钢管,硅胶的不容易滑,手更好抓,安全系数高,但很痛。

这期间,我又参加过“亚洲达人秀”“出彩中国人”“中国钢管舞锦标赛”等节目和赛事,去过美国、拿过冠军、获过金奖。

《亚洲达人秀》评委站起来为我点赞。

除了这些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经历,钢管舞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力量强了很多。

现在,独自旅行、搬家、提点行李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买菜提20斤大米不在话下。长期练舞,使我的身体状况也一直比较好。上下楼梯脚步都还比较轻快,连跳两小时舞也不会觉得太累。此外,练钢管舞之后,我的性格也比以前开朗多了。以前,我整天不苟言笑,现在愿意跟人说话交流了,普通话也进步多了。

在专业的钢管舞学校培训了几年后,老师说:“你之前上的都是节目,现在应该去参加一些专业的钢管舞比赛了。”我自己心里还是没底,但老师建议我参加,并针对专业比赛对给我进行了更科学系统的指导,我报名后,自己也加大了训练的马力。

2015年,在第九届中国钢管舞锦标赛上,我获得金奖。

年龄在增长,身体机能在衰退,技艺却在进步。但我也不会一味只求难度。没有难度,不叫“达人”,但光有难度,跳得磕磕巴巴特别费劲也不行,还是要流畅轻盈,给人带来美的享受。现在,经常还有电视台找我上节目,我会挑选,如果和之前的差不多,没啥创新的地方,我就不想去了。

2019年,我作为表演嘉宾,再次在IPSF(国际钢管舞运动联盟)组织的钢管舞比赛现场表演。

对于我学钢管舞,大女儿一直都很支持,但小女儿刚开始有点反对,她觉得钢管舞又是倒挂、又是旋转,整天爬上爬下太危险,况且我还那么大年纪了。练了三四年后,有次去北京录节目。小女儿陪着我,她听我讲述了学舞过程,亲眼看到了我跳钢管舞。知道我的训练是循序渐进有章法的,也看到了我对自己很有分寸,她就彻底放心了。

前几年,有人说我“为老不尊”“有伤风化”。我当时看到这些还很生气。多亏有女儿外孙开导我,他们说,网上那些人乱讲,你理他做啥?这几年,社会开化多了,基本没谁再来喷我了,我也变得包容多了。也有人觉得,你节目上了,奖也拿了,差不多了。但我觉得,锻炼身体、学东西,是没有止境的。

疫情后,钢管舞学校停了很久的课。我就自己在小区练习,也经常吊吊单杠跑跑步,训练体能。

不仅如此,我还学了好多新东西。“凡尔赛”“内卷”,这些流行语,我也能听懂。抖音之类年轻人爱玩的社交媒体,我也玩得比较熟练了。我发觉,生活中,处处都有东西可学。比如,最近我学会了跟人聊微信时,在后面加个“哈”。“我明天给你资料哈”,一句普通甚至生硬的话,加个“哈”“哦”“哟”什么的,语气一下就不一样了。

时不时,我也会拍个小视频,传到抖音上。还做过几次直播,也会关注直播做得好的、视频拍得好的博主,看人家怎么做,还会给别人点“小心心”。不少人在直播里夸我“美”“逆龄”“有气质”,这些我听了都很开心。

当然,最开心的还是一位50多岁的妹子说受到我的鼓舞,她也开始学钢管舞了。但听别人说我“性感”,还是觉得怪怪的,尽管我现在包容多了,不会再生气了。最近,我打算在直播里跟大家一起练练舞蹈基本功,这样让直播更有内容,对大家更有用。

到这个年纪,一场老友聚会,听到的往往都是令人伤感的消息:谁谁谁走了,谁谁谁病了,谁谁谁痴呆了……因此,现在无论跳舞还是其他时候,我都格外小心,尽量避免受伤。我也不会强求什么,只想顺其自然,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只要还跳得动,舞,我就一定要跳!


-THE  END-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皆由主人公本人口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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