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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认真地聊一下富豪避税

公众号【智先生】发布于:2021-10-17 整理:无聊逛网
上一篇:揭秘许家印的奢华生活:英国王子、澳洲豪宅与神秘女商人

导读:近日,恒大汽车宣布,要确保恒驰首款新车"恒驰5"在2022年初正式下线。会议室内,“大干三个月,天津工厂恒驰首车下线”的标语分外醒目。 充满激情的标语并不能改变恒大负债累累的现状。过去几年,恒大在地产之外启动了声势浩大的多元化经营,先后涉及足球、


过去几百年来,全世界的富豪都在思索一件事,那就是如何赚取更多的钱,又如何交最少的税,还要绞尽脑汁将财富稳妥地传给下一代,防止被挥霍完。
有的人手段高明,通过一些正规手段避税;有的偷税逃税,逍遥海外,玩起了猫鼠游戏;更高端的玩家,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将一些偷税逃税的行为合法化。
这里我先说说避税和偷逃税的区别。
避税是合法的,可以向税务机关披露,法无禁止皆可为,实际上还是钻了法律漏洞来少纳税,有违税收公平。
偷逃税是明确违法的,违法内容我就不讲了,《刑法》上都有写。
我这篇文章重点讲一下全球的顶级富豪,在避税手段上究竟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并揭开某些大佬的伪善面具。
为了写这篇文章,拖足大半个月,内容可能相对硬核,适合多读几遍。


1992年,美国慈善业发生了一件丑闻。
联合劝募会是美国最大的慈善组织,影响力极为广泛,总裁阿拉莫尼却挪用了60万美元捐款来包养情人,最终获得七年牢房的尊贵待遇。
为了挽回声誉,美国国会紧急通过法案,要求所有非盈利组织每年都要及时提交税表,并且用掉资产总额的5%,否则失去免税优势。
到1996年10月,美国联邦继续下猛药,通过了《综合统一及紧急补充提拨法案》,要求非营利组织必须向大众公开基本数据与财务信息,别再藏着掖着,一切拿到阳光底下。
一整套组合拳下来,美国慈善业的不良风气有了明显遏制。
但可钻漏洞的地方依然非常多。
比如基金会每年要用掉资产的5%,可以用在慈善领域里,不过国税局对慈善的定义没有明确标准,这些钱我拿去帮助某个工人团队,推进某项环保运动,或者协助关闭高污染工厂等行为,都算是做慈善。
更直接点,这5%的资金不作慈善用途,全花在管理费用上也没有任何问题。
换句话说,只要这笔钱你合理合法地花出去,没有中饱私囊,经得起财报审查,那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法律不管。
剩下95%的资金,没有任何使用限制,可以拿去投资,而投资赚取的收益只需纳税1%,并且还能算入成本。
以前躲在暗处自己捣鼓,没人发现,还有点胆颤心惊,现在被迫站在太阳底下捣鼓,一切好像没什么区别,更不用束手束脚了。
2013年,美国CNN联合《坦帕湾时报》和「调查性报道中心」,对美国慈善机构的腐败现象进行长达一年的调查,得出结果是:
全美最差的50家慈善机构,过去十年筹款13亿美元,只有4%的钱最终给了需要帮助的人,剩余10亿美元善款都支付给筹捐者。
这个数据非常有意思,美国的许多慈善机构在对外筹款时,需要聘请一些筹款公司帮忙宣传推广,无可厚非。
但这个费用支出如果超过70%,确实挺魔幻的,相当于辛苦筹款1亿美元,其中7000万美元都要支付给了推广公司。剩下的3000万美元,还要扣除管理费用,日常开支等杂乱事项,最后才拿出5%的资金出来应付监管。
调查报告还列举了一些恶劣事例,比如某家癌症慈善机构给主席儿子的公司打去1800万美元款项;一家糖尿病慈善机构筹得1400万美元,过去十年只在病人身上花了1万美元。
至于其它的,什么工资重复领用、隐瞒资金走向、秘密支付咨询费用、朋友签订筹款合同,甚至在记账上耍花招,抬高廉价物品的价格等等,就是通用手段了,千万不要小看美国老财的专业性。
被评为最差的美国慈善机构叫「儿童愿望」,调查机构专门拿出来鞭打示众:

它以濒死孩子的名义,每年筹得千万美元善款,但花在孩子身上的钱不足3%,大部分善款都花在了筹款费用上。


我查了一下今年的数据,筹款费用占到83.4%:

慈善导航的总裁肯·伯杰如此评价:
「如果一家非营利组织把70%的筹款用在日常开销上,我敢肯定他们要么是傻的,要么就是把钱装在了自己口袋,而不是真的在帮助人。」
我国在公益事业上的规定其实很严:
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并且工资福利和行政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国内大部分慈善基金会的管理费用都很低,基本不超过5%,这个比例算合理,毕竟管理费用太低,也不利于慈善事业的有效执行。
正因为美国慈善基金会的漏洞如此之多,也就成了富豪圈的一个新避税方式。
某位顶级富豪要将100亿美元捐出去,捐给自己的基金会,可以直接免除100亿美元的遗产税,还获得捐赠资产20%的抵扣额度,也就是20亿美元。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100亿美元的所有权属于慈善基金会,不再是任何人的个人财产,但董事会和关键股权集中在创始人和家族成员手中,可以做到完全掌控。

通过资本运作, 慈善基金会可以获得巨额利益,钱越捐越多,可能一个10亿美元规模的慈善基金会,每年捐5%,捐够20年后账户上还剩有20亿美元。
像盖茨基金会的2003年财报显示,当年投资额为268亿美元,投资收益39亿美元,而当年税收、捐款等慈善开支才13亿美元。
扎克伯格的玩法比较高级,他没有成立什么慈善基金会,而是通过有限责任公司来打理他们的捐款行为。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避税,又不必像传统基金会那样披露具体活动,甚至不受国税局的监管。
乔布斯的遗孀劳伦娜·鲍威尔,也开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来打理慈善事业,所以我在慈善导航网看不到任何财报信息:


近几年来更流行的一种玩法是DAF,也叫「捐赠人建议基金」。

简单解释就是,富豪将这笔钱捐给DAF管理机构,比如10亿美元,直接获得10亿美元的税收优惠,而且还能控制这笔钱的捐款去向。
他今年看好医药行业的某个细分领域,可以要求管理方拿出1亿美元投资相关公司,明年看好哪个行业,再拿出1亿美元投资。如果都不看好,这笔钱就一直放在账户上滚动理财,非常灵活。

除了没有这笔捐款的所有权,富豪可以掌握其它所有的支配权力。
富豪阶层苦思冥想弄出如此多花样,主要还是遗产税太狠了。
这里我说一个冷知识:美国遗产税制度有规定,在继承遗产前,必须先用现金缴纳遗产税,才能办理遗产手续。
这就导致了,如果继承的财产有100亿美元,按照遗产税49%来计算,需要先缴纳49亿美元现金,然后才能继承这笔巨额遗产。
如果超过一定期限还没有缴纳遗产税,视作自动放弃,过时不候。
资产较小的家庭,和遗产税没有任何关系。特朗普执政时期,将遗产税的豁免额提到1120万美元,也就是一对夫妇的免税总额为2240万美元,超出的部分才需要征税。
这项政策导致许多海外富豪移民美国,像日本的一些富裕中产阶层,他们为了躲避国内的55%继承税,都跑去了美国,2000万美元的免税总额刚好可以避税。
对于资产在2000万-10亿美元左右的富豪阶层,他们普遍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宁愿交巨额遗产税,也不想通过慈善基金来避税。因为交完税后,剩下的钱至少可以给子女自由支配,拥有财产所有权,再通过各种打理实现财富增值。
而创办慈善基金会,然后给子女发高薪的路线,一点都不划算。可不要忘了美国的工薪税率,这些富豪子女肯定要交最高档的35%税率,加上其它税费,和49%遗产税差不了多少。
所以说,美国的富豪阶层,在避税方式上有分歧,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创办慈善基金会。
简单划分就是:
1、选择交遗产税的是亿万富豪。
2、选择创办慈善基金的是百亿富豪。


慈善基金会的真正作用不是避税,而是扩权,其中的顶级翘楚是洛克菲勒,他是最早一批将基金会玩明白的家伙。
19世纪末,当时美国的社会矛盾严重激化。
一边是以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约翰摩根为首的商业托拉斯,垄断了美国的石油钢铁和金融市场,甚至操纵政坛,亲手将麦金莱送上总统宝座,进一步维护大财团利益;
另一边是赚取每个月100美元薪酬、被苛刻对待的工人弱势群体,他们活在高危环境下,愤慨不满,发起一次次罢工示威游行。
1901年,麦金莱总统遇害,刺客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解释自己的行凶动机:麦金莱是劳动人民的敌人。
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补位,这位国会山四巨头之一,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财团行动。
先是将北方证券公司告上法庭,亲手将它解散,然后肢解了各个行业的托拉斯,包括牛肉威士忌、烟草制糖、电报钢铁纺织等等,人送外号「托拉斯爆破手」。
洛克菲勒家族旗下的标准石油公司也不例外,它在1890年垄断了全国95%的炼油能力、90%的输油能力和25%的原油产量,正是反垄断的最好例子,它唯一的下场就是被肢解。
1910年,美国多数州开始征收累进收入所得税,洛克菲勒财团成为重点征收对象,在风雨飘摇中人人喊打。
老洛克菲勒做出一项重大决定,那就是成立一个「为全人类谋福利」的慈善基金会,并将整个家族的财富装进去。
这步棋下得非常精妙:
1、洛克菲勒家族不必再交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顺便平息民愤;
2、这笔钱捐出去了,名义上归属大众,但它不是捐给国家,不是捐给需要帮助的具体个人,依然在洛克菲勒家族的掌控中;
3、基金会的权力相当大,投资不受任何限制,执照没有时限,可以在全球布局。
当时的批评者公开嘲讽,说这个基金会的钱可以用在任何地方,干任何事情,甚至还免税。
对洛克菲勒家族这个层面来说,通过基金会避税只是短期目的,长远方向是要扩大影响力,让基金会承担输出「全人类恩主的新形象和商业任务」。
在捐款对象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给哈佛、霍普金斯等名牌大学捐赠公共卫生学院,并要求传授「生病了就要吃药」、「对症下药」的药品治疗理论,让背后的大型制药公司获得巨额利润。
那些传播顺势疗法、天然药物疗法,没有采用药品治疗理论的医学院,不仅没有获得任何捐赠,还面临被关闭的困境。

1910年,由洛克菲勒和卡耐基策划的《弗莱克斯纳报告》,尖锐批评了当时北美医学教育的乱象,促成了美国医学教育走向标准化。
此后,所有医学院必须采用大型制药公司的现代医学模式,那些不依赖药品疗法的学院被集体关闭,不具备先进设施和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学院,一些地方的小规模乡村医学院,国家也停止财务支撑。
有些医生没有按照现代医学模式治病,甚至被逮捕和监禁,你可以理解成非法行医。
入学门槛的提高,又直接将平民学生等弱势群体排除在外,变成了一种精英世袭教育。
就这样,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世界各地慷慨捐赠,包括北京协和医院,通过一所所院校的药品宣传,形成一个覆盖全世界市场的药品托拉斯。
在战争年代,洛克菲勒通过和政府合谋,大力推销毒品,数量超过两亿剂,全注入到美国士兵的血液中。
老洛克菲勒的那句名言非常精辟:
华盛顿的国务院是我们最大帮手, 众多大使和部长们帮助我们在全世界最远的角落开辟新市场。
到了今天,美国排名前200家的慈善机构里,已经完全渗透到各个领域,并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在其中占据主导权。
索罗斯是全球捐款最多的慈善家,他创办的开放社会基金,支持世界各地的异见群体和活动,支持一众青年活动家,鼓励「自由思想」的传播。
克林顿基金会,是克林顿夫妻最重要的敛财工具,相当于地头蛇,但凡想要在美国本土做生意,想要在政府层面打通关系,都要给这家基金会拜码头,捐赠足够的资金。
甚至在海地灾后的重建工作上,克林顿基金会成为了最大拦路虎,吃拿卡要,对重建承包商来说苦不堪言。哪里有自然灾害,哪里就有克林顿基金会,所以这对夫妇也被称为灾难资本家。
哪怕口碑最好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立初衷和老洛克菲勒一样,也是为了避税和洗清名誉,从反垄断案中将自己摘出来,规避司法部的调查。
2010年,除了阿拉斯加和德州,美国48个州将采用统一课程标准,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就是盖茨基金会,所以当时的舆论强调:「盖茨夫妇决定了美国数千万公立学校的儿童将学到什么,如何学。」
对美国政府来说,基金会可以弥补资金不足、缓解社会矛盾,可以推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可以对外输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输出民主自由思想,可以做各种官方不想做、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情。
所以基金会也被称为「影子内阁」。
顶级富豪设立基金会的最终目标,就是巩固自身影响力,扩充权力范围,至于避税算是一个小福利。
说到这里,我并非污名化国外的慈善基金会,只是在陈述事实。
这里面有各种藏污纳垢,有避税的、洗钱的、扩权的,肯定也有一小部分基金会是真的在践行慈善初衷,理应得到尊重。
只要有这一小部分人愿意奉献,就足够了。


继续讲回避税。

真正的顶级富豪,都喜欢两手准备,左手慈善基金会,用来扩权,右手信托基金会,传承财富。
信托顾名思义,就是代人管理财富,以信任为前提。
信托模式有许多种,我这里只讲最高阶的一种避税玩法——GRAT信托(委托人保留年金信托)。
以张三为例,他将价值1000万美元的资产注入到GRAT信托内,缴完税,并约定一个时间,比如五年,每年要返还200万美元给张三。
五年后,张三获得1000万美元,而信托上的资产基本所剩无几,剩余部分可以免税传给后代。
兜兜转转一圈,钱既没有增多,子女也没有拿到多少钱,那张三图什么呢?
图这1000万美元在未来五年的增值。
许多创业公司的老板,在上市前,往往都喜欢将自己的股票装入GRAT信托内。等公司上市后,股票大幅升值,原本价值1000万美元的股票资产,膨胀到1亿美元。

最终,他能完整拿回来1000万美元,并将剩余9000万美元的股票资产,免税传给了下一代。

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就是这样干的,在上市前将自己所有股票放入GRAT里,免税转移了数十亿资产。
沃尔玛的创始人萨姆·沃尔顿在自传中写道:「减少遗产税的最好方法是在资产升值之前将其放弃。」
或者像另一句名言所说:「只有税务规划做的很糟糕的有钱人才付遗产税。」
如果整个家族的财产已经饱和,未来没有多少升值空间,还能不能用GRAT来避税?

可以,比如老特朗普的神操作。
他通过各种方式,将10亿美元的家族资产评估为4000万美元,随后装入GRAT信托里,按4000万美元来纳税,设立两年期限。
两年后,信托财产的三分之一返还给老特朗普夫妇,剩余三分之二转给特朗普兄妹们,直接节省了5.5亿美元的税负。
前提是,老特朗普在这两年内不能提前去世,否则继承者就要缴纳巨额遗产税。

针对GRAT信托的漏洞,参议员桑德斯公布了一个提案:
1、GRAT信托的有效期延长至10年——看这些老家伙能不能活过10年;2、保留25%的信托财产缴纳赠与税——强制性征税,别想钻漏洞;3、避免滥用估值手段,降低资产价值——杜绝暴力折旧。
可惜,这个提案没有被通过。

另一种信托就是常见的家族信托,将所有财产装进家族信托里,请专人来打理,让家族财富永久保留,一代代传承下去,并且不受任何外界干扰。
风险肯定也是有的,万一找的信托公司不靠谱,有直接跑路的风险。
梅艳芳病逝前,就将所有资产都放在信托里,约定每个月支付母亲7万元作为生活费,任何人包括梅艳芳的家属都无法更改信托内容。
许世勋病逝前,将数百亿港元装进家族信托里,李嘉欣夫妇每个月可以领到200万港元生活费,但无权支配信托基金。
李嘉诚名下的所有上市公司,包括和记黄埔、长江实业、长江基建等都放在了家族信托的框架内,并指定家人为受益人。
额外说一下李嘉诚,他在维护个人形象上同样不遗余力。
他经常向人展示自己节约的一面,比如那块600港元的西铁城手表,作为老演员陪伴了他十几年,私下却抱怨这是一块「该死的手表」。
可没办法,李嘉诚在各个场合都要强调自己手表的廉价属性。
有一次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李嘉诚搬出手表主题,说采访者的「表太奢侈了」,「我的比你便宜多了,不到50美元」。
还有李嘉诚和1元硬币的故事,各种版本改编,和德国良心下水道一样传得神乎其神,我挺好奇的是,为什么李嘉诚如此珍贵的口袋空间里会有1元硬币。
2005年,李嘉诚从长江集团拿到1万港元的工资,绝口不提自己有多少分红,因为香港从不对股息征税。
香港的富豪阶层,最喜欢将勤俭节约和财富增长结合起来,并对外释放一个信号:我的钱是正当赚来的,是用血汗努力换来的,以此消弭居民对「李家城」的怨愤。
但香港的过往辉煌,从来不依靠这群顶层食利投机者,而是依靠最广大中小企业者的努力。这里我先不展开,留给很认真系列「香港篇」。
由于国内的家族信托法律并不完善,许多顶级富豪会将名下所有财产装入国外的信托公司中,也被称为离岸信托。
一旦设立离岸信托,这些资产就和国内富豪没有任何关系,所有权完全交割,无论国内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对离岸信托中的资产造成影响,也无法被抵债清算。
目前在互联网上耳熟能详的大佬名人,有一个算一个,基本都设立了离岸信托。

任凭破产清算,金融理财暴雷,被拉横幅围堵,依然能在公共场合谈笑风生,清风拂山岗。



2021年6月,ProPublica公布了一则从国税局泄露的数据:
1、从2014年-2018年,最富有的25位美国人累计增加4000亿美元财富,一共缴纳了136亿所得税,真实税率3.4%;
2、2018年,25位富豪财产高达1.1万亿美元,个人联邦税单是19亿美元;
3、巴菲特的真实税率为0.1%,贝索斯0.98%,马斯克3.27%。

白宫表示这一泄露是非法的,FBI 正展开调查,毕竟顶级富豪避税不违法,泄露这件事才违法。
为什么这群人的税率如此低?
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投资者只要一直持有股票,不收取任何分红,就无需缴纳利得税,除非将股票出售。
比如苹果CEO蒂姆·库克,在今年9月获得价值7.5亿美元的股票激励,他缴纳了3.97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后,最终拿到3.546亿美元的奖励,税率够狠。
但巴菲特长期持有股票,一直没卖,所以不需要纳税。
哪怕巴菲特去世了,他那价值1000亿美元的股票资产,可以免税继承给后辈,并且会重新计算资本利得税。也就是说,后辈拿到这1000亿美元的资产,只需缴纳继承那一天到卖出时股票盈余的利得税。
巴菲特如果要用到钱,根本不需要卖股票,将股票拿去抵押就能换来一大笔钱,借钱利息还能税前扣除。只要美股一直维持牛市,股价始终上涨,那借的钱就越多,借新还旧,甚至都不需要还钱。

所以巴菲特曾经有过埋怨,说自己缴纳个税还没有自己秘书高,公开声称,希望美国政府停止溺爱超级富豪,一幅慷慨大义的模样。
巴菲特真想交税,他有一万种方式为国家做贡献,而不是依靠广大工薪阶层的税收来撑起美国的明天。
当然,没有人比特朗普更懂避税,他的避税方式简单粗暴,那就是连亏11年,每年都不用纳税。
从1980年开始,特朗普的商业道路充满坎坷,到处投资,没钱了就贷款,最后银行贷不出来又开始发债,终于搞到公司破产。

1995年,特朗普的纳税表报损了9.16亿美元,意味着接下来他每年赚5000万美元,连续保持18年都不用缴纳任何所得税。

特朗普的各种日常开支都算在公司帐里,包括七万美元的发型设计费,还有支付给自己女儿70万美元的咨询费,都作为商业开支抵扣。
当总统那年,特朗普只缴纳了750美元联邦所得税。
他宣称自己当总统不领一分钱工资,但这三年里,他打高尔夫花掉的白宫款项近2亿美元,而且全花在特朗普自己的高尔夫球场。
要论利益输送,也没有人比特朗普更懂了。

「美国从有税法的那天起,政府和公民之间钻空子和堵漏洞的斗争就没停过。」
这句名言充满着博弈和热血,可「公民群体」不包括工薪阶级。
一个正常的美国工薪族,需要拿出30%-40%的收入来交税,其中包括联邦所得税,各州的所得税,消费税,房产税等等。
这些税收体系极为复杂,却又严丝合缝,严谨透明,任何普通人都无所遁逃,毕竟单一的工资收入,也意味着没有任何腾挪的避税空间,最终老实交税,税率最高达到37%。
富豪阶层的收入因为来源多样化,还可以雇佣税务师优化资产结构,有无数种避税方式,通过资本投资所需缴纳的税率只有20%。
纽约州议员亚历山大前政策顾问称:「每个亿万富翁都是政策上的失败。」
原本税收可以调节贫富差距,让富人承受重税,提高社会福利,减轻穷人负担,现实是,美国根本无法对顶级富豪收税。
或者说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相同困境:一旦对富人征收重税,哪怕提高5%,他们都会毫不犹豫搬空这个国家的所有资产,转移到海外。
2012年,法国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对年薪超过100万欧元的富人加征75%所得税,也被称为富人税。
后两年,法国只收到4亿欧元富人税,而且有3万多人移民国外,造成国民资产严重外流。
2015年,法国政府顶不住了,被迫废除富人税。
中国没有任何遗产税,也不具备征收能力,毕竟遗产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小,无法有效对富人征税,还容易导致资本外流。
可在历史上,美国是成功对富人群体征税,税率甚至达到90%,因为有一个天敌苏联存在。
为了抵抗苏联的意识形态入侵,西方资本家们狠心割肉,支持政府对自己征收重税,和苏联展开全面竞赛。
1950年至1970年,是美国普通老百姓最幸福的20年,贫富差距不大,社会福利全覆盖,也是红脖子群体最怀念的时代。
里根总统上台后,开始给美国富人减税,因为石油美元带来无限印钞的权力,而且苏联在走下坡路,已经不足为惧,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末,美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
每一轮金融危机,都能诞生一批超级富豪,富贵险中求。
 
如今拜登自诩要效仿罗斯福新政,去大搞基建、大搞加税,姿态做得很足,成效如何,普遍是不抱希望的。
除非美国政府能继续找到一个类似苏联这样的对手,然后妖魔化,渲染各种威胁论,找到合适理由才能给富人群体加税。
现在对手找好了,理由也充足了,好像对富人群体没什么用。
估计大家都麻了。


再说说国内富豪的避税情况。
低段位的富豪,将个人的吃喝拉撒全纳入企业成本,买车买房都登记在公司名下,做进项税抵扣,每年还能折旧,增加企业成本。
中段位的富豪,继续在公司的成本开支上做手脚,用礼品券来代替员工福利,在避税地区虚设业务,转移利润等等......往往也是这个段位的富豪最容易出事,一不小将避税变成了逃税。

高段位的富豪,手段层出不穷,比如给自己开1元年薪,不用交个人所得税,利用股权分红来进行避税;
在一些需要大量用人的行业里,像外卖员、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诱导他们成为个体工商户,不再是自己员工,而是商业合作伙伴,那样公司就不用交五险一金了,也没有义务承担风险,少缴很多税。
或者跑去海外的避税天堂开公司,然后收购国内公司,摇身一变成为境外直接投资,在我国转移纳税义务,达到避税目的。

这些避税天堂的公司注册流程极为简单,而且公司股东、股权比例、收益状况等资料完全保密,不受外汇管制,所以富豪群体都喜欢通过离岸公司来转移资产。
仅维尔京岛就有超过20万家中国公司注册。

截至2014年底,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中国公民,在海外避税天堂藏了1.2万亿美元,给中国税收造成每年损失668亿美元。
顶级段位的富豪,避税方式参考张勇夫妇。
2018年,海底捞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时,张勇夫妇的国籍和住址都是新加坡,近1000亿的资产也全部转移,放在了离岸家族信托。
为什么要移民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没有外汇管制,也没有任何资本增值税和遗产税,而且海底捞的大部分营收都在国内,新加坡对于从海外获得的收入是不征税的。
如果是打工一族,避税方式就少很多了。
像BAT等互联网大厂,许多税前年入百万的工薪族,只能老实交三四十万的税,避税无从谈起。
越是正规的纳税大户,就越不会冒着风险帮员工避税,都被税务局重点盯着呢。
什么收入拆分,按月发放,个人独资企业打款等等,除非你能说服公司,有比较大的话语权,不然这些避税伎俩都没用。
至于明星阶层,属于高收入人群,避税的方式同样有很多,最常见的是跑去避税地开设独资企业,以工作室名义对外承接业务,像以前的霍尔果斯。
这样一来,明星需要交的税率大幅减低,从45%降到5%左右,达到合理避税。
可这群人确实太贪了,哪怕如此低的税率都不满足,还要去弄阴阳合同,去注册皮包公司转移大额资金,最终获得史上最强的监管。
上面说的避税手段,其实很多已经失效,或者说,现在避税难度越来越大。
许多影视剧里,都会称赞瑞士银行的隐私保密性,是世界金融避难所,是逃税者天堂,但这个神话率先被美国打破。
2009年,为了打击海外逃税行为,美国实行经济制裁,逼迫瑞银集团交出4450名美国客户给司法部,并开出7.8亿美元的罚款。
最终,瑞士和美国签署了一个协定:要求瑞士银行向美国政府披露有关美国民众的账户资料,FATCA条款正式诞生,也称为反避税条款。
这个条款很强横,要求全球的金融机构都要提供美国人的金融资料,方便美国政府查税。
2018年,属于中国版的反避税条款诞生,范围包括:

个人在境外持有存款账户、托管账户、证券账户、期货账户、现金价值保单、年金合同、离岸信托、金融机构的股权/债权权益等金融资产,以及在境外税收优惠的国家或地区设立的公司。

这个条款,直接针对在海外藏匿巨额财产而没有申报的富人,会被处以高额税率补缴。
以前买一本它国护照、跑去避税天堂开公司的避税时代已经没用了。

中国税务机关根本不在乎这些离岸公司的股东是谁,到底有多神秘,直接针对国内受控关联公司的利润展开纳税,只要无法证明两者之间有商业实质往来,就要交税。
而那些外籍人士也被取消超国民待遇,以前他们只要跑去国外呆够90天,就能获得「在中国居住不满1年」的成就,不用在中国纳税;
现在是,只要在国内居住满183天,无论国内外取得的收入,都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并且如果想移民,要注销中国户籍,就必须清税才能完成注销,相当于中国版的「离境税」。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中国这项反避税条款,在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然后整个2018年,有17位国内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将股权迅速转让给离岸家族信托。

2018年最后一天,孙宏斌将价值321亿的融创股票,全部装入美国南科他州的家族信托。
时间卡得非常精准,毕竟第二天就要执行反避税条款了。
今年6月还发生一件大事:
七国集团(G7)就跨国公司纳税规则达成协议,同意以国家为基础,向跨国公司征收至少15%的企业税,打击大型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
这项协议几乎明着说,打击的就是全球各地的避税港,包括开曼群岛,维京群岛,还有一些低税率国家,比如新加坡。
这项协议,只适用于年营收超过7.5亿欧元的大型跨国公司,所有国家针对来自海外的利润,都要按照15%的税率征收,一视同仁。
对我们影响并不大,因为我们不是低税率国家,国内的企业所得税率25%,比全球最低企业税都要高。
另外,中国财政收入对个人所得税依赖程度很低,纳税大户依然是国企,像中国烟草的税收,一年能达到1.2万亿。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沿着三次分配理论的方向走。
第一次分配,是多劳多得,每个人凭本事赚钱,一起做大市场蛋糕,效率优先,但很难缩小贫富差距。
第二次分配,通过税收来进行收入调节。
第三次分配,企业和个人在自愿原则上,以慈善和公益方式对财富进行分配,促进整体公平正义。
于是,许多事情渐渐浮上表面:

有的人领着微薄薪资,生活过得极为简朴,却日行一善,这辈子捐出几百万善款;有的通过慈善作秀,各种宣传,变成了诈捐;也有的在公共场合打爱国牌,忧国忧民,最后被查出来转移资产,还改了国籍。
有的富豪光鲜亮丽,常年稳居富豪榜,背地里已经负债累累,拆东墙补西墙;也有的常年不显山不露水,真金白银捐出去百亿资金,不玩慈善基金那一套。
有的企业一边标榜自己是民族良心,一边将跨国避税、高价低配、坑自己人的伎俩玩得出神入化;也有的迎难而上,打破门槛壁垒,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做着另一种形式的慈善。

有的慈善组织,在让人失望这件事上从不让人失望,财务不透明,消费大众爱心;也有的默默无闻,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里,将西北地区沙漠一点点变绿。
所以,当舆论通稿整齐划一称赞某个人的善行时,就需要保持自辩力,别被轻易忽悠。
不要看这些名人说了什么,关键看他们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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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认真地聊一下911

部分参考资料(列那么长也没人看):
乔·史塔威尔:《亚洲教父》余德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搅和世界》李韬:《慈善基金会缘何兴盛于美国》荣·切尔诺:《工商巨子:约翰·D·洛克菲勒传》汉斯·鲁斯克:《西药的故事: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王劲颖:美国基金会发展现状及管理制度的考察与借鉴CNN报告:《十亿美元腐败调查:善款实际资助率仅4%》洪一江,曾诚:《弗莱克斯纳报告及其对美国医学教育的影响》田明国:《纪念弗莱克斯纳报告发表100周年》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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