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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工人、做保安到拍电影,最佳导演的人生突围

公众号【自PAI】发布于:2021-11-05 整理:无聊逛网
上一篇:【美联储专题】全球将进入紧缩周期?

导读:文 |清和智本社社长 当地时间11月3日,美联储召开议息会议,并宣布了最新的货币政策: 一是不加息,维持联邦基金目标利率0%-0.25%区间不变; 二是启动Taper,也就是缩减购债,从11月晚些时候起,每月减购150亿美元。 如何理解美联储的政策转向? 我们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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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张中臣,两个多月前,我在西宁的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拿了最佳导演,我导的片子《最后的告别》拿了最佳剧情长片奖。


在做导演之前,我是一个在北京电影学院旁听的保安。


得奖对我自身的改变不是很大,是外界对我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


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上获得最佳导演奖。


拿奖之后,一时间有好多资方和项目找我,身边的人对我做电影这件事的态度可能也不一样了。以前老家的人总好奇我怎么还在做电影,觉得这个行业不靠谱,我回家时特别害怕见那些亲戚。现在他们应该都知道我得奖了。


我的老家在安徽最北边,宿州市砀山县下面的张庄村。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东望江苏,北临河南,是三省接壤的交界处。1991年,我在村子里出生,上头有一个大哥和一个姐姐。


老家张庄村的一角。


村子里是一个熟人社会,邻里间来往密切。上世纪90年代,农村没有电影院,也没有互联网,孩子们聚在一起,不是玩泥巴、就是去河里捉泥鳅。夏天的夜晚,家家户户都不锁门。农村车辆少,但树木密集,大树底下好乘凉,铺一张凉席在院子里、在屋顶上,就能睡一个好觉。晚上断电了也不怕,天朗气清,夜空里总有月亮和星星。


当时家里的电视收不到好的台,我和我姐总跑去朋友家看电视,看老版的《射雕英雄传》。晚上八点多,天黑了,农村没路灯,我们就举着手电筒跑回家,或者直接在邻居家睡一觉也行。村子里没事的时候,大家互相串串门,遇上谁家结婚了,谁家有丧事了,大家都赶过去帮忙,出出主意,打打杂。


小时候跟哥姐没留下什么合影,这张是2013年,我们去青岛海边玩时拍的(左边是哥,中间是姐,右边是我)。


砀山盛产梨,所以我们那边有大片的果园。我们家有五六块地,种花生,种油麦菜,但果树是最主要的,梨、桃和杏子,从小我就能吃到很多水果。我是家里的老幺,属于超生的那个,没有分到地,小时候我妈妈跟我开玩笑,指着我说,你是没地的人,你少吃点。


农村的地常常是分散的,东边一小块、西边一小块,都靠我妈一个人顾着,跑东跑西,确实辛苦。我们偶尔会帮家里干些简单的农活,锄草、浇地、授粉、捡树枝,将果子打包成箱,但也干得不好。


即便有这几块地,家里的经济情况也是一年不如一年。2000年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分界线,家里卖梨一年收的钱,去掉农药钱,是不回本的。村子里梨树种得多了,梨的价格一直往下降,不单是我们一家,整个村子都不景气。2008年之后,老家好多人就放弃种梨树,外出务工了。


这是家里的果园,种一些梨树和苹果树。


村里教育条件不好,好多孩子,特别是女孩,读完小学和初中就要出去打工,我们家的三个孩子都顺利读书了。这跟我爸是一名乡村教师有关,就算是家境贫困,在我们兄弟姐妹读书这件事上,父母从不含糊。


我爸高中毕业去了徐州师专进修,回来后就在村子里教书。他喜欢写诗、写小说,下班回家后就一个人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晚上总能看到他坐在蜡烛下。那时没有电脑,都是手稿,现在家里还有很厚一叠。直到我长大之后才知道,这里面记录了很多他的生活经历和感悟。


因为这个事,我母亲总跟他吵架,觉得他不好好种地,不务正业。也不应该做什么老师。在农村,多数时候用钱来衡量价值,教师的工资特别低,一个月也就200来块,是能受到一定的尊敬,但在别人的聊天谈话中,能感受到,更多的还是看不起。每到寒暑假,我爸会外出打工赚钱,做工地上又苦又累的活,他第一次去西宁,就是去修高架桥。


2012年春节,我在安徽老家过年,父母正在包饺子。


在我们那里,八个村子归属一个大队,一个大队会有一所学校。我爸在大队学校的初中部教语文和地理,不过我从没上过他的课。小学五年级,我就不在大队的学校里念书了,被爸妈送到另一个很偏远的镇子上的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师资和教育更好,只是学费贵一点,是大队里的三四倍吧。


三岁时,我在我爸教书的学校门口拍的照片,摩托车是摄影师的。


除了学校本身之外,我不知道爸妈把我转走,有没有那件事的原因。


那件事发生的时间在我脑海里很具体,是2000年左右,某一年8月31号晚上。因为第二天是9月1号,开学我们就上四年级了。而我发小再也无法踏入新学期了。他是我小时候最好的玩伴之一,成天待在一起。8月31号晚上,他被他自己的父亲杀死在家里。


发小的父亲长期有精神上的问题,那个时代的农村比较封闭,可能后天又受到一些刺激,在精神失常后,做出了这件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


我知道我们那儿经常有偷东西的,但杀人是第一次。每天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离开,当你身边的人突然地走了,你还是会受到刺激。


村子里同年级的孩子本来就很少,加起来不过三四个,我们每天一起上学、放学,但这个小群体突然少了一个人。九、十岁的孩子心里的那种感受是说不清的,我们也都很默契地不再提起。


九岁时,我和小学同学的合影,其中没有我发小,发小比我低一年级。


但这件事存在的痕迹无法被抹去。发小的坟就在我们上学的的必经之路上,一个我们经常会去玩耍打闹的河沟旁。每次经过,心里总不舒服,特别是天色暗下来之后,隐隐地害怕。时间久了,我们很少再走那条路。


我变得更沉默、封闭了,不爱和别人交流。这种影响似乎辐射到了整个村子。熟人社会的氛围骤然凝固、压抑,好像一切都变了,大家没办法再像以往那么和谐、愉快了。在这之后的一年,我转去私立小学上学,和我们村好多人的联系自然少了。


我老家的院子。


五年级的我开始寄宿学校生活,两个礼拜回一次家。在私立小学,老师总给我们灌输竞赛意识,他会直接点明:你要和这个同学竞争。我好像总在学习,吃饭都打去教室里吃,交不到什么朋友。小学毕业,我的成绩是全镇前几名,考去县里最好的砀山五中,但从初二开始,成绩急转直下。


新的环境让我有了前所未有的自卑感。县初中基本都是县城里的孩子,我从农村来,在衣食住行上和他们的差别肉眼可见。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些什么牌子。


我开始打游戏、去网吧,像是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一样,疯狂地沉溺其中。以前在学习上的竞争心态逐渐消失,什么也不管了。父母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特别少,一天三餐一共三块钱,我只能少吃饭,省出去网吧的钱。


高中是考上了,但从高二开始,我就基本不去上课了。痴迷游戏不是问题根本,我是厌烦上课,看到老师和课本就头疼,觉得学这些没什么用。


我读初中的学校,砀山五中。


我记得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默哀日那天,我还在逃课。我和几个哥们翻过学校的墙,在大街上无所事事地游荡,走路、聊天,听到默哀的汽笛声,也停下来,站在街道旁默哀。虽然手头上没多少钱,还是捐了钱。从来没想过以后要干嘛,这是特别悲观的一种感觉,只能看到眼下的事。


逃课的时候没事干,也会跑去同学家看电影,这是最开始接触到电影的时候,把它当作消遣工具。除了看CCTV6,还去县城里的专门租碟片的地方租看。那个年代都受港片影响,我看了很多经典的流行片和动作片,黄飞鸿什么的。不过,只是看而已,不会产生什么启示性的东西。我是不是喜欢电影?也没有这样的疑问和意识。


高考我没考上本科,去西安的专科院校学了机电工程。专业是父母帮我选的,毕业后大概率是去工厂的技术部门做一些简单的基础工作。读大专也是顺从父母吧,我知道去了也是混日子。


九月开学之前,我有过两个月的短暂出逃。因为高中在学校门口记账吃饭,欠下了六七百块钱,我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就给我哥打了电话。一来二回,我爸妈也知道这事了。一方面,我不想待在家面对他们,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我自己跑去窗口买了张火车票,到北京找我大哥。


我哥高中时学画画,那时候他就喜欢电影。2006年,他高中毕业,先是去了杭州的富士康打工,一年之后就辞职了,瞒着父母,自己偷偷跑到了北京,参加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艺考,复试没通过,就留在北京的工厂里打工。


2007年,哥哥张中玉在杭州富士康打工,五一假期去西湖游玩时拍下的照片。第二年,哥哥就离开杭州去北京了。


从北京火车站出来,我坐上一辆公交车。北京和我想象的完全不是一个样子。车开到我哥在的大兴区,又是一个村镇,周围的街景跟老家没多大区别。我想我怎么又来到这种地方了,逃不出这种环境,特别难受。


大兴遍地都是小工厂,我哥在他朋友开的皮包工厂,不是一个多大多正规的厂子,说是小作坊更贴切些。从外观上看,工厂像我小学的学校,三排平房,很低矮。老板是我们老家的人,很多员工也都是老家那边的,大家彼此熟悉,是一个朋友的氛围。


在工厂里,我帮忙干一些剪线头、成品打包、整理仓库这样的活。我干得挺开心的,这活不用动脑子。我还喜欢上一个工厂里的女孩,她会踩缝纫机,我每天都期盼着跟她一起工作。两个月后,我拿着800块钱报酬,去西安上学去了。


读大专期间,一到寒暑假,我就会和同学一起出去打工。2009年,我去天津的一个开发区,在做风能发电叶片工厂的打磨车间里干活。工资很多,一个月将近3000块。


那是一个巨型工厂,有系统的管理制度。三班倒排班,时间跨度大。早班从八点开始,夜班从半夜十二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所有的工人都住在一个公寓里,上下班有专门的大巴车接送。一到上班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一群人往外涌,大家都穿着一样的工服,挨个上车。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工厂制度的压榨和劳工氛围的压抑。


工厂里,工人被机器绞伤手的事时有发生,人的安全不能被保障。这给了我一种很直接的恐惧感。在我干活的打磨车间,上空吊有一个齿带装的车轮,我总忍不住抬头看它,担心如果有一天它掉下来该怎么办?


时间被机器无情地吞噬。在那里打工时,我不过十八九岁,很年轻。有很多年龄很大的工人,他们有的干了几年后当了班长,有的还在做普工。看到他们,你会不自觉地想,他们有了家庭,怎么还在工厂里干这种活?每次走在他们当中,我就开始反复问自己:我以后真的要成为他们吗?要成为他们中的某些人的吗?


2010年国庆,我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做工。


大专毕业后,我回了老家,去安徽芜湖美的集团的一个分工厂,在流水线上生产空调过滤网。在我父母眼里,这是个特别好的工作。村子里打工的人很多,成年后,大家不可避免地要走进工厂。父母觉得有稳定收入、给你上保险和养老金,每个月除了生活,手上还能剩下点钱,一辈子就这么过,挺满足的。


我受不了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生活。我做了八九个月,再也不愿意麻痹自己了。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干这样的劳力活,反正也要离开,那不如尽早离开。走之前,我还没想好退路。我给我哥打了个电话,说我不想在工厂里待了,虽然不知道要做什么,但只要别让我继续留在这里,去哪里都行。他说,你来北京找我吧。


到北京之后,我哥已经从工厂到北京电影学院做保安了。他住在北电C楼的保安宿舍里,我跟他睡一张床。我没有立马找工作,在北京的街头随处溜达。整个人处于放空的状态,但脑海里也时不时在转,考虑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到了2012年底,冬天的北京寒风刺骨,我始终记得茫然走在街上的那种冷。


保安队里的很多人都喜欢电影。我哥的宿舍里,有一面墙前放了书架,上面堆满了电影相关的书籍和碟片。他和舍友经常在宿舍里看电影、聊电影,我听不懂,但耳濡目染,有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哥看我每天闲来无事,问我要不要和他们一样,也去旁听电影学院的课,算是有个事做。


在他的建议下,我走进教室。眼前的情景和以往的课堂完全不一样,偌大的屋子很黑,后排的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前面的投影上放着影片,老师站在讲台上讲电影,放一会儿,按暂停,讲几句,再继续放。


下课了我才知道,这叫拉片课,上课的老师好像香港中文大学的外聘教授。这节课后,我开始大量地旁听课,打发时间。


在北电旁听课程时,我习惯一个人坐在后排。


在电影学院,我听徐浩峰老师的课是最多的。他讲影视导演基础和视听语言,总给学生们放大片,讲比较有特色的电影。上课时,他坐在投影旁,声音很慢,缓缓地去讲,有时候讲到有意思的地方还会自己笑出声来。他的整个状态很稳,听他说话特别有安全感。


他的课我会录下来重复听,第一年跟着新生听了,第二年再去听。但我跟他没什么交流,下课了之后也不会去找他请教问题,内容吸收了就吸收了,没吸收我就再听,再去吸收就行。


说来也奇怪,以前我对课堂的厌烦情绪慢慢没有了,我决定一直听下去。总蹭吃蹭住不是办法,要有自己的收入来源。2012年年初,我入职了,跟我哥哥一起,在北电当保安。


最开始我在教学楼门口的岗亭,做值班保安,一个月1200块工资,吃住都在学校里。为了白天能有大把时间自由听课,我主动选择了值晚十二早七的大夜班。夜里工作间隙,可以看书、看片。


在电影学院做保安的第一个岗位,在教学楼C楼的岗位值班。


电影专业课上的内容是有限的,大部分内容要靠课下的阅读和拉片,老师不会一节课给你放一整部电影,他只会给你开课前要看完的片单和书单。为了看片,我花了3600块,买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台又厚又笨重的、带光驱的东芝。


每个月都要买书、买碟,1200块根本不够花。没钱买碟了,我就在网上找片子。2013年,微博上有很多电影大V,他们会发影片资源,我会提前收藏下载好,放在硬盘里,晚上值班间隙看。


夜里没什么人的时候打个盹,白天我基本不睡觉了,直接去上课。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年轻的时候,体力真的能支撑我这么干。


当时自学看书时,我做的读书笔记。


那两年是我大量积累的时间段。拉片的同时,我会自己做笔记,还把电影下载下来,重新剪辑。这是我在自学过程中自己摸索出来的学习办法。我记得《教父》这部影片,我就是先把镜头都剪开,再去分析它。《教父》三部曲讲述的时空是错乱的,年代穿插在一起,还有很多回忆镜头,如果直接分析,会非常乱而细碎。剪开后按时间顺序捋顺,能更明确地感受镜头调度。


我所有心思都扑了在电影上,根本没空想着玩,恨不得吃饱了就赶紧学习去,时间上算得特别精密。别人的一天可能只有上课的七八个小时,我基本上二十个小时不睡觉,脑子一直在转。有时候看一些东西吸收不进去,但我还是觉得,看了总归是好的。


在电影学院的图书馆,我坐在地上看书。


和北电的学生们一起上课,总有自己差了人家太多的感觉。专业知识方面倒还好,主要是积攒。人家可能初中就喜欢电影了,看了大量的电影,或者初高中就喜欢画画,受了很多美学的影响,而你才开始慢慢接触这些东西,当然差太多了,不止一星半点的。所以只能补,直到现在这种紧迫感还追着我,我每天要坚持阅读和看片,不然感觉自己会退化。


学校里的保安经常会换岗位,因为人员流动性大。在保安亭干了小半年之后,我被调到了监控室,这个岗位缺人,需要我去顶替。


每晚十点,我和同事在宿舍大门口集合。每天早中晚集合三次。


监控室里的工作很简单,坐在北电C楼的机房里,盯着十几块屏幕,看校园里各个角落。一般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偶尔有学生会丢东西,像自行车一类的,就来调监控查一查。


眼前的监控屏幕,给了我电影方面的灵感。后来,我在考北电专升本面试时提起了这段在监控室的经历。它给了我关于拍摄视角的东西,让我有在电影空间上的创作灵感。我渐渐发现,有一些好的电影作品,也用到了监控视角。徐冰老师的《蜻蜓之眼》就是利用网上找到的一些监控素材,剪辑成的一部电影。


监控的元素和视角在我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最后的告别》中也有体现。我有这方面的经历和体验,在写剧本和完成影片时,我就想放进去,展开一些尝试。


在监控室,我也有比之前更多的,自由学习的时间。我学写剧本、学拍短片,没事就跑去图书馆,还从北电跑去北大蹭课。北大有个老师叫李洋,在北大艺术学院当副院长,他讲哲学和电影的关系,翻译过很多福柯的电影理论书,我上了一段时间他的课。


我在电影学院的监控室值班,一个人盯着面前十几个监控屏幕。


我们那个时候,是学习氛围最好的时候。队里大概有10个左右的保安是特别喜欢电影的,我们玩得好,聊得也多。我哥哥当时已经开始自己拍一些纪录片,2013年,我也开始自己拍短片了。


其实,我拍的都不能称之为“短片”,顶多算习作。在电影学院,好多正规的短片都有专业的设备、专业的班底,拍一部也要十万、二十万的。我没钱买设备,就用手机拍。用什么设备不重要,只要能把我想表达的画面,呈现出来就行。


做保安夜班巡逻时,拍的电影学院金字塔,获得“学院奖”的导演,名字都会被刻在金字塔上。


我买的第一部手机就是特别普通的诺基亚,能开机、关机、录视频,就能满足我所有的需求;第二部才是智能手机,拍得挺好的,我用它拍了个我挺满意的恐怖短片。有时候也能借到单反相机,同事里有学摄影的,需要有自己的设备,我就拿他们的单反相机拍几天。


没钱请演员,我们就互相帮忙演。我当时短片的大部分主演都是我同事王耀德,《最后的告别》的男主角也是他。他长得有点像张国荣,身上还有一种忧郁的气质。有耀德在,同事们的短片作业轮不到我来演,我给大家做摄影、做剪辑比较多。互相搭伙拍片子,拍完后大家一起出去吃顿饭,这事就算解决了。


电影学院旁边有一个串吧,七八年前,我拍完第一个短片的时候,在这里请同事们吃的饭,那顿花了我800多块钱,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了。这回从FIRST领奖回来,我们又去那个串吧聚了一次,坐在那里,以前的日子还历历在目。


睡在我对面的同事王耀德,他是我大部分短片的主演,长得很有气质。


最开始拍短片,我拍惊悚题材和实验短片比较多。惊悚片的类型,很能锻炼拍摄和剪辑的手法;实验短片不规定主题和视角,没有规则,创作比较自由。我曾拍过的一个新闻主题短片,以2014年马航空难和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原型,把王耀德的表演和网上找到的相关视频素材拼贴到一起,从无到有,尝试让一段影像变得有意义。


拍完后,内部参与人员和同事之间会看一看、聊一聊,但我基本不会拿去给老师看,因为往往在拍摄过程中,我就能意识到这个片子的问题所在,吸取了经验之后,再用在下一部短片里。


在电影学院拍短片作业,单反是找摄影专业的同事借的,摄影是同事陈坤阳。


那时候的片子,说是拍出来的,实际上是攒出来的。十分钟左右的片子,也需要厚厚地积攒,好好发力。毕竟费时间不说,还费朋友,要请朋友给你帮忙。


即便这样,也不觉得苦和累。因为心里喜欢,不然我也不会拍这么多,有很多人在这些拍摄的练习中,发现自己不适合、不感兴趣,肯定就放弃了。能坚持下来,还是因为想做,然后就做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你不会觉得你在坚持些什么。


现在回过头来再想,我都觉得挺苦的。冬天上班那么冷,也睡不好,白天还要去上课。人在二十二三岁的年纪真是简单,想不了那么多,而且除了我之外,还有一大群人一起。大家都因为对一个东西的喜欢聚在一起,生活上是拮据,但状态是轻松的,没啥压力。


每年我都会去电影学院毕业作业展映现场,看看本科生和研究生拍摄的作品。


为了让学到的东西更系统,2012年,我考了北电继续教育学院的专升本,去读导演剧作方向。


备考时长总共才一两个月,考试内容基本是文化课,还有专业课方面特别简单、基础的知识,这几年旁听课和读书阅片的积累足够应付了。在继续教育学院,每周只有两到三天上课,剩下的时间,还是去旁听别的课。


我哥哥先是考了北电的专科,后来也考了继续教育学院的专升本,我俩成了同班同学。


从2011年来北电做保安,到2015年从继续教育学院毕业,这四年是最开心的。


2015年,我从北电继续教育学院毕业,拿着学士服准备拍毕业照。


2015年,快要毕业之前,我开始意识到,即将离开学校、踏入社会,我要去做一个新的选择了。电影学院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梦结束的地方。离开这里就意味着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一行?很多人都做不下去,因为它很不固定,一个准备了三四年的项目,可能说流产就流产。但不做这行,你又要做什么?


校园对于我们这些有电影梦的人来说,就是个“安乐窝”,待久了,就不想离开。你不打破这个保护罩,永远不知道后面怎么走。我从学校搬出来,在北电小区租了一个次卧,一个月1500块房租,靠接一些剪宣传片这样的小项目养活自己,一个月能赚个4000块左右。除了电影,我没什么其他擅长的事,还是打算留在这个行业里。


刚毕业时,我在北电小区出租屋里的自拍。


有些电影学院出来的学生不乐意做小项目,觉得做这些东西配不上他的才能,但我不这么想。不管是多小的项目,我做得都挺用心的,你能赚钱,还能学到很多东西,看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做。


唯一的不好是,接的活都是商业项目,长时间下来,更多商业项目找来,费用更高,你觉得能靠这个挣钱了,生活过舒服了,你就会忘记想做的那些东西。为了让自己不跑偏,我每天一定要看一部艺术类影片,保持对电影作品的感觉。


我在北电读书时就开始剪辑了,这是我第一次剪辑短片作业。


这样的生活直到2016年才发生了一些微小的改变。一次偶然,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部电影需要剪辑,地点在广州。我私聊报了一个很低的价格,对方一口答应,我没多想,背着包就去广州了。


去了之后,我才知道,这部电影的监制是彭发导演啊。他是剪辑出身,《无间道》的剪辑就是他,你想想,还是挺厉害的。


我以为这部片子有剪辑指导带着我一起剪,所以当初报了个低价,没想到,去了之后才知道,拷贝素材、做代理、剪辑,全都是我一个人来。


我作为剪辑师,和彭发导演合作。


这是我第一次剪剧情长片,心里特别兴奋。第一天坐在那,剪得我忘了时间,忘了吃饭,从上午一直到晚上。剪完突然站起来的时候,一阵头晕,我才想起来,可能是没吃饭。每天都一个人这么剪,第二天彭发导演来看片。


彭发导演拍摄的素材少,他在拍之前可能就已经规划好如何组合利用素材了。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主要是剪辑手法和如何更为细致地处理素材。但我受到他的影响很少,确切地说,有时候我还需要同他的影响抗衡。因为我们的风格不同,我要保持住自己的风格。


彭发导演来大陆拍片子之后,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剪辑,我们的第一次合作蛮顺利,从合作这部影片后,我们就一直合作到现在。


我一直在北京漂着,平时很少跟爸妈联系,一两个月不知道能不能打一通电话。我哥哥也在北京,他主要研究编剧,一直在接一些纪录片项目,平时自己也写剧本。我们交流不多,偶尔联系一次,聊的都是彼此最近手头上的项目和想法。


哥哥在我出租屋里的照片,我俩不住在一块,大多数时候都是各忙各的。


父母对我俩干这一行,没太支持,也没否定。我们能挣钱养活自己,他们倒是觉得挺不错的,最起码能吃饱饭了。只是年龄越来越大,要面临的现实问题也越来越多。


二十三四岁,就到了我们老家那边结婚的年龄,我妈总发愁这个事。她有时候念叨,说我还不如回到工厂,起码能认识一些女同事,找个人结婚就得了。他们不想你飞黄腾达,也没想着你要拍出厉害的作品,这些都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就想你赶紧完成这项人生大事。


老家的亲戚见到我爸妈总问:你家孩子现在在做什么?一说电影,反应都是:怎么还做电影啊,这东西不靠谱的;又问,他们怎么还没办大事啊。电影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概念的。爸妈的压力也很大,有过争吵。我爸相对而言更支持我一点,会偷偷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妈不开心了,快安慰安慰她。


2015年到2018年,我一直做的都是剪辑。剪这些项目,只是学习、是训练、是对自己输出能力的试探,它还没有完成一个表达。并不是我没有表达的欲望,是我很清楚,自己导演一部片子,要花多少钱和精力。


我的剪辑工作照。


没有哪个导演不想拍自己的作品。这种想法早就在我心底萌生了。2015年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我做了剪辑,其他同事有的去了广告公司,有的进了互联网,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后,大家都在变化和成长。但是留在北京的人,我们基本每个月都会聚一次,喝酒吃饭,不在北京的,平时也总打电话聊天,关系没有随着距离切断。


2017年的一次聚餐上,我说想拍自己的第一部影片。当时是觉得两年以来,自己在电影制作方面有了一些经验,接触过不同的项目,也和一些导演合作过,好像有点能力了。还有,五年来的积累和不间断的练习给了我很大底气。


大家听我这么一说,都挺支持的,说想弄就弄吧,就这么一下子找回了原来的班底。那么多年的朋友,想一起做一件事,还想把这件事做成,这就是电影《最后的告别》起步的地方。


拍什么呢?在接触电影的过程中,贾樟柯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我记得我看他拍的《小武》,非常惊讶,里面的人物特别像以前在老家我身边的那些人,他们的穿着打扮,每天做的事、说的话,都跟影片里差不多;片头那辆破破烂烂的公交车,就是我每次从学校回家要坐的公车,一模一样。看完我才知道,哦,原来电影可以这么拍,生活中的场景都能呈现在电影里。


那就拍一个小城镇的故事,关于家乡的故事。虽然离开家乡已将近十年,但家乡的那些人和事,在记忆里很清晰,它们离我很近。发小的那件事是家乡记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给了我很多创作剧本的灵感。


写好剧本后,我没找到任何赞助,当时我还不懂创投,也没什么人脉,要拍的话只能自己筹钱。我和保安队的同事,还有几个朋友每人掏了十几万,硬凑出来启动资金。这些钱我不能给人家白花了,要做很充分的前期准备,甚至要想到片子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这不是一拍脑袋就去做的事。


2019年, 开拍前,我和当年保安队的同事,大概十二三个比较熟悉的人,碰在了一起,又通过朋友介绍,低价找来了在拍摄现场帮忙的人,最终组成了这个人最多时,才有二十多人的小团队。片子的拍摄成本很低,拍摄地在河南农村,我的制片人,也是我保安队同事陈坤阳的老家。那地方他比较熟,很多拍摄场地方便沟通。


2019年,我开始拍第一部长片《最后的告别》,这是在河南平顶山郏县梁庄村拍摄时的幕后工作照。


这部片子讲的是一个聋哑人的故事。王耀德是主演,正式开机前两个月,我提前把他安排到农村住,也让他去聋哑学校提前体验生活。剩下的演员都需要我们自己找。刚开始招募时,有一些职业演员投简历,我们在北京见了一波,但他们大多都需要经纪人安排档期,在拍摄周期和资金上,我们都无法满足他们。


最后我们决定,片子既然是农村题材,那就在当地找合适的人来演。我们在村子里找了聋哑小男孩、母亲和爷爷的扮演者,都是非职业的。


片子里还有三头牛。在电影里,小孩和动物是最难拍的,这俩都沾上了,就只能慢慢磨合。不过在拍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蛮和谐的,大的戏拍完后,一些我们找来帮忙的人员接了其他项目,我也就让他们离开了。二十多人的团队演变成更小的部队,把剩下的散景补完。整个拍摄周期为一个月。


电影《最后的告别》剧照,这是主演王耀德和牛。


最大的困难出现在影片制作的后期,就是没钱了。前期拍摄的时候,钱刚刚够,到了2020年,我自己完成了剪辑之后,剩下的声音、调色、音乐,就非常艰难。这些都是硬性要花钱的地方,大概需要几十万,但我们已经没钱了。去年,我带着片子,去了平遥国际电影展“发展中”电影项目,这个计划有专门的奖金,可最终我没拿到。


那段时间我很失落,整个人状态都不对了。但这片子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我们整个团队的。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能持续得太久,要赶紧想办法走出来,又立马开始接剪辑的活,赚钱。拍片子这两年我都没时间接活,到了这一步,没办法,只能自己挣钱往里面填。好在最后都完成了。


电影《最后的告别》拍摄现场工作照片。


今年六月底,《最后的告别》收到了FIRST官方的入围邮件。拍的时候,我没想过要用它来参赛拿奖,因为一有这些杂念,片子肯定拍不好,等作品出来了,参赛可能就是个很自然要走的流程。FIRST电影节的参赛群体比较年轻化,相对来说也不那么商业,对新人导演来说,是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七月底,我们团队带着片子去了西宁的影展现场。最佳导演的奖项是先开奖的,有12个候选人。说实话,叫到我名字的时候,我没有太兴奋,一般一部片子只能拿一个奖。没想到,最后最佳剧情长片的大奖也颁给了我们。那个时候我才激动地跳起来,这是对我们整个团队的认可。我想和他们一起共享这个荣誉,他们是我这十年里面,非常重要的朋友,以后也是。


我们团队获得最佳剧情长片大奖,大家一起走上舞台领奖。


获奖不算是意料之外。非常投入地去做一个好东西,早晚会被认可。这只是我的第一部,刚刚开始而已,我会继续拍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我爸爸当时也去西宁了,他没有票,不能入场,我哥给他发了链接,他在酒店里,用手机看了颁奖的同步画面。看到我拿奖,他激动哭了。他曾经对创作和表达也有情感,因为自己的种种原因,没有做出来。看到我有了一点成果,对我更有信心了,可能也觉得替他达成了某种愿望吧。


我妈妈没来西宁,她嫌机票贵,说是乱花钱。拿完奖的第三天,她给我打电话了,说到最后,又催我赶紧结婚,我说这刚拿完奖,都不能缓一个月吗?又回到现实,要面对现实。


在河南省鲁山县,电影剧组拍的杀青照。


这段时间,挺多媒体也联系我,想采访我,除了因为我拿奖,还因为我以前是个保安。


我不是那么愿意说这个。以前在北电听课的时候,我从来没跟老师和同学说过我是保安,也很少跟他们有交流。我不想别人因为我的身份而对我有什么看法,好的坏的都不需要有,因为一旦加入身份属性,别人就会对你有不一样的眼光。关系好的人我也不说,好多跟我认识七八年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做过保安。


有可能是因为我的自卑吧。这种自卑感可能来源于我出生的环境,一直伴随着我,延续到现在。它已经是我的一种性格,是骨子里的东西。我现在觉得这不是个坏事,我也不排斥、不反感。对我这个职业来说,它让我不把自己放在太高的位置,看人看世界有另一种视角,我觉得挺好的,能让我拍好东西就行。


至于为什么喜欢上电影,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就是在二十岁左右,一个人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时候,正好电影把你抓住了,你也很兴奋地看到了它。你们产生了一些火花,这些火花就一直延续下来。


从初高中那种,成天瞎晃悠,整个人都是飘的,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状态,到工厂里机械重复工作,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的状态,再到现在,可以说是电影救了我。它在现实生活上给我的帮助或许不多,但在精神层面上给了我很多东西。是这个微弱的火花,给了我生活的意义。



*本文由张中臣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张中臣本人提供。*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张中臣  | 口述

孔宁婧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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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公众号【自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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