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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回声:未来的路,比想象的窄

公众号【毛有话说】发布于:2021-11-04 整理:无聊逛网
上一篇:文明与愚昧:关于信仰的三大误解

导读:文明与愚昧之间: 关于信仰的三大误解 文、编: 凌晨 《悲惨世界》作者维克多·雨果曾言之凿凿的表示:信仰是人们所必须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幸福。 现代人听到这句话往往不以为然,认为它过时了。然而,即便在19世纪,人们也对这种“警示箴言”视而不见。



历史的回声:未来的路,比想象中更窄
策划:先知书店文:愈嘉   编: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坊间常说,中国人有三样东西最为擅长——烹饪、农业和历史。 其中,历史,不仅是我们的绝对强项,甚至有时候历史填补了宗教的空白。古代中国就有着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和历史记录。 历史教训,是中国历代治国者最重视的东西。历朝帝王无不牢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警世格言。 历史智慧,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有。天桥底下的评书,是古代城市的另类“文化地标”,无论贩夫走卒,多多少少,都能说几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轮回”。 中国文化市场上,“历史热”更是长盛不衰。其中,被研究最多、最深刻,观点争议最大,受关注最广的,无疑是1840年以来的近代史。 
理解近代史的三种范式 关于中国近代史,大致有三种研究范式: 第一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 这种范式,在史学界处于主流地位,它有一个压倒性的主题,那就是“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它就像一把火炬,在各个阶级的手中传递。我们从小听到、学到的主流叙事大致如下: 首先,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紧接着,是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立宪,其后,是资产阶级发起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无产阶级登场…… 以上救亡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历经血腥残酷的动荡,直到1949年,历史才掀开新的篇章。 第二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回应西方冲击的历史。 在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视角之一,是汉学家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
他在《冲击与回应》《剑桥中国史》等著作中认为,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采取怎样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旨。
在华人学界,这一范式影响颇广。比如,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曾指出,“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立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互相连锁,构成了一连串梯次式反应。外界压力越大,中国的反应就越强。”

第三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学习西方,融入现代文明的历史
“冲击与回应”范式的质疑者认为,在费正清眼中,中国本身没有变革的动力,只有冲击才会推动变革。这严重忽略了中国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秉持这一范式的学者认为,面对西方冲击,中国并不是只有被动应对,相反,具有学习西方的强大意愿,其代表人物就是民国学者蒋廷黻。1938年,他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指出,中国要图存,非“西化”不可——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思想,等等。 在此视角下,中国就像一个寒窗苦读的高考生,不断改进自己的学习内容和方式方法,力图在这场历史大考中取得一个满意的分数。
可以说,我们能看到的绝大部分历史作品,都可以囊括进以上三种范式中。区别主要在于,视角不同、价值尺度不同,以此串联起来的事件、人物,所呈现出的历史面相不同。那么,有没有新的范式,能够紧扣中国近代转型与变迁的核心问题,帮助我们重新理解1840年以来的中国?
有。王人博老师的新书《1840年以来的中国》,正是一种从公法视角,重新理解历史的新范式。那么,这种范式到底新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1840”这个年份,之所以被反复诉说,因为它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重大分野。然而,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到底是什么?在上述三种范式中,这可能是一个边缘问题,但在政治学,或“公法”(宪法)视野下,这却是近代史的核心问题。 比如,无论哪一种范式下的中国近代史,都绕不开的“现代化”一词,在主流历史范式中,主要是器物的现代化,是强国的工具,但在公法视野下,现代化的首要问题,却是国家的性质与结构、权力的来源与归属、人与人之间如何缔结关系等根本性的问题。
简单说,一般范式下历史,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历史真相是什么”,就是“历史规律是什么”,但读完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第一反应可能是“历史的真问题是什么”。
“真相”大白于天下,历史悲剧未必就不再重演;掌握了历史“规律”(假如有的话),未必就不再重蹈覆辙,但如果能抓住历史的真问题,结果可能会大不同。


“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 1861年,年轻的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开始了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垂帘听政”。此时,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浓墨重彩地写下了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最本质的区别——“从身份到契约”。 前现代国家,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依附关系,无论是普罗大众,还是社会精英,都逃不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血缘依附,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人身依附。 人人平等的现代观念产生后,个人从血缘的依附结构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个独立自由的个体。 这就产生了一个经典的悖论——既然人天生享有自由、平等,那为何还要构建一个国家? 因为,国家能够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秩序,否则社会将会倒退回野蛮的丛林状态,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但是,国家必须承诺每个人在被统治的状态下,依然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人。 这份承诺就是宪法。所以,卢梭才说:“我们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开始变成人的。” 可见,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不是科学,不是技术,也不是市场,甚至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有没有以立宪的形式,约定权力的来源、归属、边界,以及从这一核心命题为原点,来构建法律与制度体系。


王人博老师说:“宪法,是定义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1840年以来的中国》全书上、下两部所探讨的,正是法的现代性、法的中国性。

1840年以来的中国三大转型困境 1840年,在大英帝国皇家海军强大武力面前,大清帝国的威严扫地,天朝永恒的幻梦破碎了,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被轰开了一个血腥的缺口,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转型开始了。 然而,中华帝国的秩序,历经上千年打磨,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其运行像钟表一样精密,其严丝合缝之程度,根本没有给以立宪为标志的国家转型留下任何空间。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中国》一书中,总结出三大“转型困境”: 转型困境一:现代化是一种无限扩张的秩序。当中国被强行拖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立刻陷入两难困境:若因循旧规,自然死路一条,但若激进西化,就会发生排异反应,引发社会崩溃。套用一句流行的话:不现代化,等死;现代化,找死。 大致从轴心时代开始,中国文化与西方,在政治制度(集权与分权),经济制度(自由市场与官商经济),法律制度(人治与法治)等重大问题上几乎截然不同。 一个人重复的行为,形成了习惯;一个群体共同的习惯,就是习俗;一个地区的习俗,构成了传统;千百年积淀出来的传统,就是文化。中国作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汤因比语),要改变文化,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可见一斑。

转型困境二:西方文明史呈现的基本面相是,从传统到现代,必须“先集权(构建世俗的绝对主义国家),再分权(在平等的地基上,让权力分立制衡)”的过程。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2000年大一统历史的超大规模中央帝国,如果“先集权”,历史的惯性很可能是马上回到传统,让脆弱的现代转型胎死腹中。 王人博老师说:“现代化转型,最为需要一个‘合法的最高权威’,通过它动员起各种资源,组织起各种力量,从而把现代化导入成功之路。”
然而,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就像一个马赛克,远看似乎是一个整体,近看却是满地的碎片,中央权威式微,各种“封疆大吏”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军阀式”的自治权力。 这种情况下,即便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其宪法最终的效果,非但不能形成有效的分权制衡,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分裂与动荡。 此后,在历经动荡后,集权完成了,但转型后半场,面临的困境依然如故。
对此,王人博老师在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分别剖析了195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几次宪法实践——“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八二宪法”。最后,王人博老师敏感而又冷峻的写道: “与阶级相连的革命叙事,并没有成为过去,它还存在于当下,在参与中国现代型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这是现代性走向东方这个大国时无法避免的中国特性。”
转型困境三:传统社会中,精英与民众之间,泾渭分明,前者积极求索,乃至抛头颅洒热血,而后者却相反,和今天常说的岁月静好并无两样,因此,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自然出现“民众不急,精英急”的奇特景象。

传统社会的权力逻辑是“打江山——坐江山”,政治是官僚和士大夫们的事情,对于民众来说,官府不过是交税的对象,是交给李(唐)家还是赵(宋)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但是,作为向现代转型的立宪,是国家与民众之间在非强制前提下的契约,如果民众不参与,精英设计出来的宪法再完美,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现代国家绝不可能在传统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一边是民众不急精英急的传统,一边是民众不参与就无法运转的现实,构成了1840年以来,走马灯一样的立宪实验屡屡失败,现代转型一再遭挫的重要原因。 三个经典困境,一言以蔽之,1840年以来的转型之路,就好比旧瓶装不了新酒,如果用别家的新瓶来装,也会让自家的美酒变味,这正是中国变革的难题所在。可见,未来的路,比想象中更窄

“法学界的王大爷”是一位孤独的敏感者
王人博老师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天真冷,好不容易打上车。一上车,京哥就唠叨不停。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我如实作答,并告诉是教法律的。又问,教什么法律?答,教的是一门最不值钱的法律。京哥回答说,噢,是教宪法的吧?!” 这个小故事,无疑是王人博之于中国立宪的生动隐喻。 他以“孤独的敏感者”自况。在跨越历史三峡的航程中,很多在西方属于传统的学科,比如,政治学、宪法学,常常显得有些超前,而王人博老师无疑是为数不多的、货真价实的宪法学者。
“他们试图放弃对自己外在境遇的思考,把心灵投放到梦幻与虚无,却又舍不得这诱人的红尘;他们既是这世界的支持者,又是这精神世界的无援者”。这是王人博老师眼中的孤独的敏感者。 他被称为法学界深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2003年,王人博发表《现代政治的中国之道》。他的学生羽戈问:“为什么不是中国的现代政治之道?”他闻之一笑,“潜意识中,我想突出的是‘现代政治’。将它看作一个共同普遍性价值,不管中国、美国,任何国家都要遵守。” 这位昔日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领袖、如今的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极擅调侃,他还有另一个称谓——“法学界的王大爷”。有学者在饭桌上问他:王老师,法治两字怎写?他稍稍侧身,两眼微睨:你说怎么写,就怎么写。
除了能“侃”,这位法学界的王大爷,还是一位绘画、音乐、电影、摄影“全能选手”。当然,让所有初登法学殿堂的学子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高大俊朗的外形和演讲时的迷人风采。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认为,近代以来的任何一段经历,都是那个时期国民的共同抉择,历史就像一个民族亲手剪裁的衣服,一旦穿上,就再也脱不下来了。
 正如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说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一代人的错误至少应该有三代人来共同地承受,如果缺乏这样的勇气和绝然,我们或许将永远不可能进步。 在“历史热”流行的今天,有些书追求“历史其实很有趣”,有些书追求“历史有图有真相”,有些书寻找“历史的终极规律”。但总还有一些书在固执地叩问“历史的真问题”,并以真问题重新串联大事件、大人物,以及重要的思想,王人博老师这本《1840年以来的中国》,无疑属于后者。 如果未来的路,比想象中的更窄,我们更应直面历史的真问题。
当然,最理解本书价值的,应该是书的第一读者、与作者交流最多的出版人范新先生和他的编辑们,他们为本书写的推荐语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以关键人物“时刻”“概念”为交错,纵论近代中国的演进与嬗变,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书。 对本书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图或识别二维码,了解图书详情。温馨提醒:先知书店有幸获得少量王人博老师亲笔签名书,识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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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毛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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