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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门人,90年代在同济大学读书,现在带全家扎根中国

公众号【自PAI】发布于:2021-12-02 整理:无聊逛网
上一篇:聪明的富二代,知道啃老

导读:这是仙人JUMP的第552篇原创 1 昨晚和一个编剧朋友聊天,聊到了喜欢的中国作家。 我提到我很喜欢郑渊洁老师。 结果我朋友说,郑渊洁老师作为作家非常成功,但作为一个父亲,在养儿子方面比较失败。 我很迷惑,也没听说他儿子干啥坏事儿啊,人家好好的开公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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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也门人穆德,在中国二十多年了。上世纪90年代,我怀揣着学术梦想来读书,现在自己经营着企业。我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发展,眼看着陆家嘴从农田平地变成高楼森林,看着义乌从小县城变为国际化都市……我终于成为了这光明的一部分。


1973年,我出生于中东国家也门首都萨那。四岁时,父亲生病去世,母亲后改嫁。我被爸爸的哥哥收养,和他的八个孩子们一起长大。伯父对我关爱备至,从此,我唤伯伯为爸爸。


伯伯(右),我(左一)和哥哥弟弟们,摄于我婚礼时。


我五岁时,全家人搬到了萨那附近村庄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是爸爸盖的,他还买了个葡萄农庄。爸爸45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便希望我们所有孩子都快快成才。于是,6岁时我便开始读小学,天资聪颖,刻苦努力,跳了两级,10岁小学毕业。


我们在农村住的房子,前方是葡萄藤。


小学毕业后,我们全家又搬回了首都的房子,因为爸爸觉得高等教育还是要在城市里完成。他一个人的工资支撑全家十几口人,我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他。每天下午一点下课吃完饭又礼拜完后,我学到晚上八点半才回家。从初一到高三,我的成绩一直都是学校前5名,还曾经代表参加全国高中综合知识竞赛,拿到了全国冠军。


我在萨那家门口,房子是爸爸用石头盖的,摄于1999年过也门传统节日。牌子上写着“你好,一路平安。”


高中毕业时,我才16岁不到,不到也门规定的男性公民义务服兵役的18岁。爸爸和也门国防部的朋友联系了,让我先去军营培训45天,再去军营人力资源办公室上一年班,以此替代兵役。


在当时的也门,高中成绩优异的学生一般会得到国家公配的出国读书奖学金。我也相信在国外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于是在军营办公室工作期间,我申请了也门教育部出国读书的名额。通过两轮选拔,我被选中去了中国。我高兴地跳了起来!中国对我来说,一直是个神秘、遥远又美好的梦。


军营训练,我是右三,所有人中年龄最小的,我们当时在一起吃军营早餐扁豆饭。

平时逛集市,市场上各色中国丝绸和中国式旗袍看得我眼花缭乱;家里用的精致的陶瓷杯阿拉伯名称叫 ,是中国碗的意思;姑姑家的黑色缝纫机上印着亮黄色的“蝴蝶牌”三个大字......这一切都让我对中国充满了好奇。


20世纪80年代中旬,我住的房子附近的道路修建和排水工程都是由中国公司承包的。每天下课回家的路上,我都能看到中国工人在专心地铺设一砖一瓦。我当时不会说中文,只能跟他们说着别扭的“你好”,他们也会对我笑笑。而那个中国公司做的项目从80年代到现在,一直在投入使用,快40年了。


我要去中国了,爸爸却非常担心,他没想到我这么小的年纪就要出国,在机场和我告别的时候抱着我大哭了起来。我反而安慰他,我一定会平安健康,学有所成!1990年9月7日下午,我拉着两只行李箱,装着衣服、书籍和食品调料和强烈的探索欲,抵达了北京。


一下飞机,天气阴沉沉的,大巴直接把我们载到了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院。我看着窗外恍惚了,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北京简直是自行车的海洋,不像我想象那么发达,也不像萨那的路上,都是面包车公交车。我的班上都是留学生,有蒙古的、叙利亚的、巴勒斯坦的等等,大概10多人。


在北京地铁,摄于1990年。


第一年分为两个学期,第一个学期学基本的中文,第二个学期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专业词汇。当时的课表是早上8点上课,下午1点多放学。放学后作业很多,都是中文的听说读写。


对我来说难度最大的是口语音调,四声实在是分不清楚。我经常看着中文书,标着拼音四声的符号,就陷入了崩溃,为什么“公”是第一声?为什么“共”是第四声?“公共”到底怎么读?


为了练中文听力和口语,周末我就坐地铁去北京其他地方走走看看。家里人没有给我生活费,大使馆给我们80美金一个月,中国这边也会给我们一些钱,我的日子还算滋润。


当时的北京,现代化的大概就这几个地方:王府井、刚建的亚运村住宅区和建国门的高楼大厦。我终于在王府井的商店橱窗里看到了老家市场上的旗袍和丝绸,那明亮的颜色让我目不转睛。


北京马路上充斥着红白相间的公交车,蓝色绿色的电车和叮叮当当的自行车。小卖部在街道上挨着开,有卖零食的,卖国产汽水的,卖杂货的,老板会热情地招呼我们,“买啥呀您?”


买完吃的,我常去建国门的友谊商店逛逛,这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能买到进口产品的商店了。友谊商店装修豪华,里面有阿迪达斯、日本牌子的家电、西班牙牌子的奶酪等好多平时的小卖部看不到的牌子。


我在北京等公交车,摄于1991年。


中国的食物也和老家很不一样。在老家,我们吃炖牛羊肉,配米饭和阿拉伯饼。在北京时,我看到一位老乡在吃火锅。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火锅,觉得很新奇,这怎么吃啊?为什么要把菜都放进去煮啊?我当时没敢尝试。


后来一次学校组织郊游,回程路上带我们去了一家火锅店。那是我第一次尝试火锅,我学着中国老师的样子把肉放到水里烫烫再捞上来,肉和蔬菜都十分鲜美,调料也好香,美味超乎我的想象。后来在北京,我也会和老乡们约着去吃火锅了。


北京的道路、商店和美食对我来说都是此前人生里从未出现过的事物,我乐此不疲地继续探索。与此同时,我的思乡之情也愈发浓烈。当时没有手机,我只能每个月给家人写信诉说我的生活,让他们不要担心。


他们往往会在一个月后收到,说收到我的信就像过节一样激动。到了也门传统节日,我就给他们打电话,一年两次,电话费很贵,5分钟100块钱。


摄于1991年,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楼,我在接电话时拍的。


记忆中的北京大部分是阴天,和家乡萨那的烈日当空很不一样。除了天气,城市氛围也不太一样的。


北京晚上6点马路上就没人了,城市好像陷入了沉睡。胡同也都安安静静的,不像萨那,有丰富的夜生活,我的舅舅家和姑姑家经常到家里聊天。此外,我带的收音机也接受不到老家的很多阿拉伯语频道了,这点也让我很苦恼。


不过学校里丰富的活动还是消散了一些我的苦闷。学校组织我们去了颐和园、香山、天坛与八达岭长城,放假的时候还带我们去烟台、桂林、广州。香山的红叶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漫山遍野的红色,像一团团火焰;桂林的漓江水波荡漾,我都看呆了。我在老家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风景。


当时北京的外交官、外国学生已经不少了,我走在路上不会引起围观,不过其他地方的人看到我会觉得稀奇。有一年,我去了河南一个乡村,农民们一直盯着我看,还有本来在做农活的停下来注视着我,好像看到外星人一样。


1991年,我去广州旅游。


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了一年中文后,1991年,我被分配到了上海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同济的土木专业当时在全世界都排的上名次,我能去这个大学读书很幸运。


1991年8月,火车把我带到了上海。上海马路窄,和萨那有点像,我觉得好温馨。进入校园,学校教室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班级里还会闻到厕所的味道。不过有个很美的池塘,波光粼粼,池塘边绿树成荫。


男男女女们会围着池塘散步嬉笑,他们带着随声听放着“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从我面前走过,这在当时可谓是最时尚的人群了,潮流程度不亚于今天买苹果最新款。


同济大学留学生食堂。


开学前,我觉得自己的数理化很强,努力学就能考好,但开学后我发现我太天真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结构力学、钢筋混凝土工程、高层建筑环境等等,都是用中文授课,越听我越觉得自己就像个溺水的孩子,越扑腾越看不到光摸不到岸。


同时,我和同届的中国学生的水平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感觉他们都可以轻松地考到九十一百分,对我来说啊,六七十分就万岁了。


读书期间,我在宿舍里看书。


在长期巨大的学习压力下,我的身体变差了。本来就是过敏性体质的我过敏性鼻炎、眼睛角膜炎、哮喘经常发作,再加上心律失常,简直把医院住成自己的家了。


1993年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时期,长期心律失常的我住院观察一个礼拜。


我偶然也会让自己喘口气,坐55路从四平路到外滩。公交车颠颠簸簸,我看着窗外放空,思绪就跟着车一起摇摇晃晃。街上的人们穿的衣服颜色和款式都大同小异,衬衫裤子或者长裙,极少数能看到穿短裙的姑娘。


那时候一路上都是大片的平地和田地,东方明珠塔才刚开始造,陆家嘴靠近黄浦江的地方也才刚开始造高楼大厦,银行和大厦还在造地基。


92年的外滩,东方明珠塔还在造。


到了外滩之后,我就一个人坐在江边发呆,看着船喷着气慢悠悠地开过江面,耳边鸟鸣清亮,然后再起身去南京路逛逛。南京路商店林立,都是国产牌子,有华联商厦、名表专卖、第一百货、新华书店等等。店家会热情地招呼我,“上海话港得来伐?”


我和上海本地朋友在南京东路逛街。我和她在火车上认识,她把我看成自己的弟弟,还让我去她家过过年。


我升入大四的那一年,东方明珠塔刚开始对外开放。这在整个上海都是轰动的新闻,身边的同学都在说,什么时候上东方明珠塔看看?我和同学们也去看了,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到顶楼,只记得从上面俯瞰上海,几幢高楼大厦挺拔于一片平地,就像脱离了世界。


1993年,我在上海站。


1994老师安排我们去杨浦区一个施工场地实习,和同学在一起,他后来是上海地铁13号线总工程师。


大四结束之际,我的毕业答辩也很顺利。同济大学的答辩会主任对我非常满意,他问我了一些很深入的知识点,我全部都答对了。


我在毕业典礼上,从校长那里接过毕业证书。


毕业后,我在上海找工作。我去了上海建工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看到我是个老外就笑了,他问,你来这里干嘛?我说我刚毕业,想在这里工作。他继续笑,说,嘿,我们不招外国人。


我说我是同济毕业的,他说,即使你是同济毕业的,我们也不招外国人。我不甘心,继续问,你们有没有海外的项目?他说有,以后如果有需要再联系你。可惜当时也没有电话号码,我也没有等到什么答复,加上我还没有结婚,于是我在1995年回到也门老家了。


我终于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了!摄于同济大学校园内。


我特地没有告诉爸爸我回也门的消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7月15日飞机一到萨那机场,我直接赶回了家。爸爸和妈妈惊讶极了,跳出来迎接我。不过随后我知道了件丧事,我的表哥在前一个礼拜因为食物中毒去世了,我的激动喜悦一下子熄灭,转而号啕大哭起来。


回到老家后,我拿到了也门建筑部的工作录取。国家政府机关工作时间一般是早晨8点到下午2点,比较轻松。为了增加收入,我又在一家私营建筑公司找到了份兼职工作,下午4点到8点。很多也门青年都像我一样,有两份工作。


我在也门的家里画图纸。


日子就这样过着。时隔五年回到也门,家乡没有任何变化,时间好像停滞了。马路还是坑坑洼洼,城市也没什么高楼,顶多新建了一些公寓,妇女们在家带着孩子,男人们在外头工作。


也门人一般20岁左右就结婚了,当时的我已经23岁了,难免着急。我回到也门,又和小学邻居重逢了。小学时候我辅导过她数学觉得她很可爱,后来也对她念念不忘。我提出在一起,后来就求婚了。


我婚礼的那天,我和两个弟弟们一起结婚。婚礼费用高昂流程繁琐,也门人经常几个孩子在同一天结婚。


婚后,压力也随之而来增大了。我们有了孩子,老婆是全职家庭主妇,我要负责家庭所有开销支出,兄弟姐妹们经济条件不大好的,也经常来找我帮忙。


为了提高收入,1998年,我又开始为也门社会发展基金做兼职。这个基金是由一些世界组织设立的,用于建造本地偏僻贫困地区的学校、医院、公路和一些基础设施,我们这样的工程师会去实地考察和监督施工。


在也门我设计的水塔钢筋混凝土施工现场,和施工单位老板探讨方案。


我和家人一起去也门一个港口玩。


在也门的日子就这样忙碌地过着,我逐渐发现,自己的中文在退步,很简单的词语我要过很久才会想起来。这让我很紧张,辛辛苦苦学的一门语言,怎能就这样轻易丢弃呢?


刚好,一个老同学给我打了电话。他也是也门人,比我大一届,从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延长校区)毕业后在广东开了个贸易公司,说现在生意很好,问我 愿不愿意过去帮忙?我有些犹豫,因为自己的收入还不错,要放弃在也门的一切再回到中国重新开始,值得吗?


思索了一番,我还是决定回到中国。我想,在上海读书的短短四年,上海就建造出了东方明珠塔,浦东的田地都变成了公路和楼房。我感觉中国的未来会很辉煌,我的未来也应该是属于这辉煌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击中了我。


我跟爸爸说了,他说没事,你自己做决定吧!老婆也支持我的决定,她说我去哪里她就去哪里。满怀着憧憬,2000年8月14日,飞机降落在了香港机场,我又坐地铁来到了深圳。一下地铁,闷热感扑面而来,我却觉得温馨喜悦,好像看到希望的光一样,我知道我的未来是光明的。


朋友的公司是服务性的公司,客户来自埃及、突尼斯、也门等这些国家,我们帮他们采购中国的服装、日用品和一些五金工具后再给他们发货。公司总部在深圳,但我经常需要飞去江浙沪一带看货选货。


刚来义乌时带着儿子去义乌乐园,是义乌最早的儿童乐园。


有一次,我在义乌市场选货的时候突然接到老婆的电话。她感觉头昏,浑身不舒服,然后就挂电话了。我特别担心,赶紧喊朋友去家里查看。朋友到的时候老婆已经昏迷了,赶紧送医院抢救。


老婆有低血压,有时候会觉得胸闷,严重的时候会晕倒。虽然最后抢救成功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把她接到身边稳妥。在深圳待了6个月后,我把她接来义乌,我也注册了公司租了一个办公室,开始扎根。


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我都在市场盯货、陪客户选货,随后再回公司整理客户需求,还会去仓库收货验货发货,每天都很累,下了班就回家呼呼大睡。不过公司慢慢步入正轨,后来客户需求太多了我一个人处理不过来,就开始聘用本地员工,告诉他们怎么做装箱单,做发票,做账等等。


当时的义乌市场总共有三个区,一个区卖小商品,里面有两万多摊位,每个摊位一米高一米宽,样品都堆在摊位上,另一个区专门卖服装衬衫等,有几千个摊位,还有一个区专门卖袜子内衣等。


我每天早晨去市场选货的时候,出租车停在老远就得走下来。走到市场门口处,人流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地涌进门口,外面送货拉货的自行车铃声清脆不停,三轮车上的人蹬下来蠢蠢欲动地想挤进门口,皮卡车上的老板会喊,快点快点!


生意闲暇之余,我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和展览会,有在义乌本地的,也有浙江的,还有全国性的。


2001年,我去参加一个在上海的活动,而这座城市,又变了个样。


老婆和大儿子在母校门口。


2001年的上海和1995年的上海,短短五年多,高楼大厦林立,立交桥一座又一座,外滩的夜晚灯光闪烁,南京路人头攒动,街上的女孩们穿着各式各样的短裙。我还回了同济大学看望老师,发现学校又翻新了,教室里窗户擦的锃亮,还都配备了空调等,我看得叹为观止。


我也会带着孩子们去上海转转,和他们说说我在这里生活的那四年:抄笔记、复习考试、住院、还是田地的陆家嘴......我还带着孩子们去了漓江,江水依旧清澈。


我带着我的孩子们坐上海地铁,摄于2017年。


我公司的生意也在2010年左右达到了巅峰,随后开始慢慢稳定。疫情的冲击比较大,现在的生意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还能过得去,在转型探索中。


这些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又扩大建造了新的市场,现在的市场已经拓展到了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五区,还设有服装批发市场、自贸保税进口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库存专业市场、境外电商村等等,逛都逛不完。


除此之外,随着外国人的增多,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量的增加,义乌的外汇政策变得更加灵活,外国人出入境、出口报税等变得更为便利。


在义乌还可以找到世界多种风味的餐厅:中东、欧美、拉丁美洲、非洲,等等;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县级市,有各种语言的培训学校:阿拉伯语、法语、韩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


虽然现在没有继续从事土木工程行业,但我已经实现了第二次来中国的初衷:我终于属于了这光明的一部分。我是家族中第一个来中国发展的,收入远远超过在也门老家上班的兄弟们。所以,我一直在积极地邀请家族中的其他成员来中国看一看。


我跟他们说,还是来中国学习和发展吧,学习质量高,就业机会也多。我的三个弟弟先后在2009年和2011年来到了中国,外甥也于2016年来到了中国。他们现在都在中国工作。


我家更是一家都是中国通。我的大儿子在上海财经大学读大三,还运营着自己的抖音账号;女儿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小儿子在读高三,强化中文,准备明年考大学。


我儿子(最左),汉语老师(中间) ,还有我的表弟(右边)和他的孩子们。


我今年已经48岁了,生命中超过一半的时候都在中国度过。不过中国毕竟是非移民国家,对外国人的绿卡发放门槛很高,入籍程序也很困难,还是希望中国可以继续开放,让更多喜爱中国的外国人在这里安居乐业。


我在编辑中国故事参考书之一。


我自己还经常拍视频,会用中文和阿拉伯语谈谈中国的茶文化、书法、中国成语、孔子孟子的哲学等等。我现在还在写一本书有关中国工业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书,希望能把中国的发展经历传达给阿拉伯世界,让更多的阿拉伯人民了解中国,喜欢中国。



*本文由穆德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穆德本人提供。*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穆   德  | 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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