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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60后,上海女工,留学日本,当岩井俊二电影演员,现在是职业模特

公众号【自PAI】发布于:2022-01-20 整理:无聊逛网
上一篇:警惕!疫情致全球债务水平创新高,债务危机会爆发吗?

导读:内容来源:整理自香帅新作《金钱永不眠 II:那些博弈、兴衰与变迁》和《香帅金融学讲义》,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在新冠疫情之下,全球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经远远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情况。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数据显示,仅2021年上半年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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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拍》第261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叫马铟鸿,因为外表和心态都比较年轻,大家习惯叫我马姐。在过去几十年岁月里,年龄问题从来没有将我局限。19岁的时候,我是上海糖果厂的一名普通车间女工,后来大胆辞职卖服装;27岁,我自费去日本学习服装设计,几年后以素人身份参演了岩井俊二的电影《燕尾蝶》。


55岁,在同龄女性要退休的年纪,我开始尝试职业模特,代言服装品牌,去时装周走T台。今年我60岁了,依然在做所热爱的演员和模特工作。


这是我穿女儿主理的品牌服装拍的照片。


我是上海本地人,1961年出生在卢湾区,父母都是江南造船厂的工人。连我在内,他们一共生养了四个孩子。6岁,我跟着全家搬到了徐汇区,住的是父母单位分配的老公房,算上外公外婆一共八口人,挤在一个只有23平米的小房子里。


我父亲在厂里人缘很好,不仅会教人修车,还经常被请去给大家放电影。每次厂里组织放映,我都跟着一起去,看着他在吱吱呀呀的齿轮声中手摇放映机,光线从一个小方块里缓慢投射到大屏幕,工厂里的尘埃在光影里盘旋、上升、舞蹈……那段看着电影长大的日子,对我的美感认知有了启蒙。


小学去学校,我找来皮筋在头上扎了两个小辫,老师远远看见我,就大喊“把头发梳下来再回学校”。中学更爱美,有次我拿了条蓝款军裤去找裁缝做成喇叭裤,又找我妈要钱配了件上衣,心里很得意,没想到在校门口就被老师拦下,说“你这裤子不能穿”。


在学校里,我头脑其实不算笨的,物理、几何都学得挺好,就是没办法静下心背东西,所以综合成绩不太好。老师曾把我单独留堂开小灶,劝我好好学。可惜我那时候没什么动力,稀里糊涂的,只觉得学不进去。19岁高中毕业,我的学生生涯便结束了,同年被分配到上海的一家糖果厂当女工。


脱离学校后,生活的残酷无情地向我扑来。上海一到阴雨季就特别冷,西北风透着寒气渗到骨子里,糖果厂还得保持低温,不然糖会化掉。我们一群女生裹着大棉袄,一个萝卜一个坑,守在流水线上。工厂的顶篷透风,冷风呼呼地从袖口、衣领口吹进来,我只能忍着寒,一边跟着流水线的进度,一边腾出手裹紧棉袄,就这样做了三年学徒工。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被排到早中班,每天五点半不到就要起床。中午休息时间也紧张,只有半小时,刚囫囵拨两口饭,就有监工催我们去干活,粗鲁的态度就好像我们是犯人。一个月累死累活下来,到手只有39块工钱。


工作之后我才意识到,以前真应该好好读书,很后悔没听老师的话。我想去读夜校,向厂里请假,厂里却怎么都不肯放人。在那个年代,家庭背景对一个人的际遇影响很大,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我除了没能去夜校,在很多方面都撞了南墙。但我不愿意一辈子都当厂工,用尽全力去寻找机会,渴望尽早离开这里。


年轻时的我,这身打扮放在现在看也很潮流。


碰巧那时,我哥哥下海做起了服装生意。整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就是从广州进货,在上海摆摊。当时已经有了“古着”的概念,把一些还不错的二手服装收回来重新售卖,只不过那时候的“古着”又脏又臭。


卖之前,我们家会比别家多做一件事,就是把衣服洗熨干净。这种时候基本上是全家出动,在爸爸的指挥下一边洗晒一边熨烫,整理得干干净净。


有天下午我早班结束,套了件夹克就赶紧去哥哥在华亭路上的摊位帮忙。当年的华亭路很有名,很多老外、明星都会去那里买东西,街道两旁密密麻麻都是这种露天摊位。


说起来是摊位,不过就是一个90公分左右的架子,把衣服挂在上面,站在一旁吆喝。我站在摊位前帮忙的时候,一个人径直走上前问我:“你身上这件衣服有么?”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夹克,它其实是我自己选的布料,拿去五原路找裁缝做的。虽然心里纳闷,但我没多想,说:“你喜欢么?喜欢可以卖给你。” 没想到,那人二话没说就以百元左右的价格买下了它。这件事一下子点醒了我:原来我可以自己做衣服卖呀。


有了做服装生意的想法后,我找到一位女同学合伙,听了我的一番话,她也很激动。但我们俩一个月才几十块的工资,哪里有本钱呢?后来这位同学带我去找她哥,她哥人很聪明,从股票里赚了些钱,很爽快地借了700块给我们。拿着这些钱,我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争取一个月就还清!


在穿衣风格和人生选择上,我都有点与众不同。


虽然我早早递了辞职信,并且在1984年前后申请到了上海的个体户营业执照,但厂里领导不同意,还想上门找我家人一起劝我放弃。我跟我妈说,如果他们来找你,你就说小孩长大了,她自己能决定,她有她的想法和未来。厂里见我家人没意见,最后不得不放人。


我拿着那700块钱,用其中290块买了缝纫机,剩下的钱全部买布料。因为是第一次尝试,我很谨慎,只挑了一款蓝色的格子布,打算用它做不同款式的服装,这样既不浪费布料,也能从中找到最受欢迎的款式,性价比最高。


拿着这些料子,我先去五原路找裁缝帮我裁成能想到的所有样式,裙子、裤子、上衣都可以。回到家,我用缝纫机把它们一件件全缝起来,做成了7种不同款式。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件喇叭裙,喇叭裙的布形非常简单,是一个展开的圆弧面,两边缝起来后只有一条拼缝,格子耷拉下来的褶皱又很好看,我非常喜欢。


第二天,我带着做好的衣服去哥哥的摊位,没想到衣服挂出来没一会就全部卖完了。回到家,我赶忙把剩下的布料都用来做喇叭裙,还是卖到脱销。当时一条裙子卖17块,成本大概在7块多一点点。那段时间,我就盯着这一款喇叭裙卖,进布料、剪裁、卖货,围着这三件事忙个不停。


让我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整条街的摊位陆陆续续出现了和我同款的喇叭裙。再后来,全上海的宝蓝色布料都买不到货了。想想也不稀奇,毕竟那个年代没什么特殊款式的衣服可以挑,而我做的裙子工艺简单,随便一个裁缝看过就能模仿。


牛仔裤裤脚外翻,现在依然流行这么穿。


那段时间,我也尝试过非常流行的外贸单,但我没有渠道拿货,好不容易进了一批男款长袖衬衫,最后卖得马马虎虎。试过几次之后,我还是决定卖自己设计的衣服。


到了秋冬季,我设计了一款大衣,上身很短很窄、下身很大,它是我从日本杂志上找的灵感,觉得好看,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出来。其实这件大衣很挑身材,不是什么人都能驾驭,而且一件卖180块,价格不便宜。但就是这款特别的衣服,吸引了很多人来买,也让我交到了不少朋友,外企白领、老外、服装学院的教授……甚至电视台都来摊位前做采访。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哥哥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对方是条件很好的高干子弟,父母都是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哥哥觉得这个男生适合我,他说“女孩子就该找个安稳人家早早嫁了”,而我自己还懵懵懂懂。在一起没多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便顺应两家人的心意匆忙结了婚。


那段时间,筹备婚礼和孕期的种种不适让我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在事业上的投入,合伙人也选择离开,服装生意很快陷入瓶颈。事业不顺,我在婚姻中也没有获得任何慰藉。我丈夫脑子聪明,朋友很多,爱打牌、打麻将,还经常赢些小钱,但我觉得那些都不是我喜欢的。


我们两个差异最大的还是在观念上,在他看来,即便是在我当女工的阶段,都应该对现状满足,用他的话说,“你有饭吃,还能活就行了”。或许,这就是我和他之间的差别吧,两个人的想法总是格格不入。我当时没接他的话,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逃离,逃离这个自己不想要的生活。


我保留下来的老照片,下身穿的是下摆很大的喇叭裤。


上世纪九十年代,赴日留学潮正在兴起,几乎每个上海人身边都有亲戚朋友跃跃欲试,我哥哥也在一年前投身其中。1988年,我的孩子刚满一岁。知道我和丈夫感情不和,哥哥在电话那头鼓励我:“来日本读书吧,能打工赚钱,还能改变命运”,听了他的话,我心动了。


在我们家,从小到大一直是我自己为自己做主,这一次也不例外,知道我的决定后母亲也不再多说。我心里很舍不得孩子,但明白必须要改变现在的生活,没有人可以帮我,最终还是决定去日本。1988年8月15日,带着对现状的不甘和对未来的期盼,27岁的我从上海虹桥出发,坐上了飞往日本大阪的飞机。


落地后是哥哥来接的我,可能是不想我吃苦,哥哥退了原本租住的学生宿舍,在市区租了一套公寓与我同住,这样能有个照应。公寓的位置离学校和打工的餐厅都很近,可以让我不必在通勤上耗费太多时间。


我每天早上9点半到语言学校上课,下午3点半放学以后就去买菜做饭,晚上六点半准时去打工,一直忙到凌晨两点半,每天打8个小时的工,回到家倒头就睡。我既不会英语又不会日语,最初只能在一家卡拉ok店当洗碗工,老板同时还是我的担保人,借机把我的工资压得很低。


这是到日本之后拍的,我在体验别人的摩托车。


因为语言不通,我在上班的地方放了一个小字典,遇上有日本人跟我说话,我就递给对方纸笔请他写下来,等我干完活再去翻词典,然后用笔记下来。时间长了,我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日语中的一些常用语。除此之外,我还要求自己每天睡前多背20个单词,三个月后,我便能用日语简单交流。


除了去语言学校上课、回家赶作业,我的时间几乎都用来打工赚钱,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这样的忙碌状态坚持了近两年,虽然过得疲惫,但我很享受,因为每一天的努力都能让我看到未来,不像在糖果厂的日子那样,一眼望不到头。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我的语言签证也即将过期。当年很多人为了能继续留在日本,会选择当黑户,这是留下来赚钱的最快方式。可我不能这么做,我很牵挂在上海的女儿,需要护照才能飞回国去看她。


语言学校毕业后,我在东京找了一所四年制的服装设计学校,盘算着念完书就在日本找一个和专业相关的工作,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能拿到工签。我也明白,这意味着我必须付出比以往多得多的努力。


1990年,29岁的我在服装学校,穿自己设计的服装拍了照片。


有次下课回家,我来不及吃晚饭匆忙去打工,到了打工的餐厅又不好意思跟店里的其他员工说,抽了两根烟就开始干活。后来忙着忙着我明显感觉到心悸,浑身不舒服,出了很多汗,整个脸煞白,老板问我怎么了,我才说“感觉不太舒服,可能得请假”。


当时打工的餐厅在一个地下室,四面没有窗户,老板同意后,我扶着墙缓缓向上面走去,推开门呼吸到户外新鲜空气的一霎那,其实已经觉得舒服了不少。接着我骑上自行车,慢慢往家里走。一路上,我越骑心里越不是滋味,到家以后只觉得心疼:因为请假,少了一天的工资,真的好可惜啊!


在日本的日子,几乎每天都是这么计算着过,收到的工资,我基本上全部攒起来寄给了父母和公婆,用来填补他们的日常开支。靠我自己辛苦打拼赚钱养家,再加上有哥哥在身边相互扶持,远在上海的亲戚们或许都觉得我过得不错,基本不会干涉我的生活。


在日本期间,我把女儿的这张照片放在钱包里,想她的时候一翻开就能看见。


日复一日的日常琐碎中,一场偶然的电影拍摄经历,成为了我平淡生活的一剂调味。当时在学校,有一位和我关系不错的女同学也是上海人,她父母是上海儿童剧院的老演员,她来日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电影梦,并且结识了不少日本当地的编剧、导演和NHK的制作团队,通过她,我无意中接触到了这个行业。


还记得那是1997年,满大街的新闻都是黛安娜王妃逝世的消息,有天下午我突然接到这位同学的电话,说有个叫做岩井俊二的导演正在为手头的电影招募演员,问我要不要去试试?我听了特别开心,能在镜头前表演自然是个好机会,于是满口答应,并按照她教的,拿了五六张自己的照片去片场面试。


正好我平时喜欢拍照,这种照片一抓一大把。


在片场简单寒暄后,选角导演给了我一份剧本台词,让我读一下。我仔细看了看对白,感觉这是个很调皮、又有点坏的角色,于是就问:“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接过对方递来的香烟,我顺势把脚翘了起来,一手拿烟一手拿剧本念完了台词。


又过了一个星期,面试通过的消息传来,我打电话给同学,她听了比我更开心,我说“我的台词好少的,一点都不过瘾”,她用上海话回道,“好了伐,人家电视台的主播都没入选,已经很好了”。我心想,那时的她一定在电话那头翻白眼吧。


我们俩谁也没想到,这部戏会在后来入围日本电影学院奖的最佳影片,并一举拿下最具话题影片奖,它就是《燕尾蝶》。


《燕尾蝶》的剧照,我在其中扮演这位女配角,那年我36岁。


拍电影的过程中,我只关心好不好玩、过不过瘾,所以一点不紧张,人越多反而越兴奋。拍完以后我就对电影放下了,毕竟那时候的我,依然被锁在繁重而重复的日常工作里。


我心里唯一愧疚的就是女儿。在日本的十多年里,每年我都会回国看她,也会和姐姐电话沟通孩子的状况,但随着女儿长大,我愈发感觉有责任回到她身边。2001年,我回国和孩子的爸爸办理离婚之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千禧年之后,中国的发展速度早已不同,我也有了回国的想法。心想回国后可以陪在女儿和父母身边,还能找个日企当白领,日子应该过得下去。


在日本打工学习的日子很累,但留存下来的影像里总能发现我的笑容。


40岁那年,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却发现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已经出了大问题。在她眼里,我只是一个打扮时髦的漂亮阿姨,“很自私、很不好”。毕竟在她的成长经历里,从没有和我一起生活过,即便我每年都回来,但十几年的现状无法因为我一朝回国就改变,所以我也不奢望她愿意接受一个“妈妈”的管教。


我能感觉到女儿其实内心需要我,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找她本应拥有的母爱。比如,我常常发现家里的衣服好像被动过,有一次留心注意了下,发现是女儿偷偷翻我的行李箱,观察我的衣橱,像个小大人一样在试穿。


即便每次跟女儿吵架,事后我们都会拥抱,从来不隔夜,经常是吵完架以后,两个人抱在一起哭。原本,我打算回国后去日企工作,也因为种种原因搁置,没去上班,是靠投资黄金、股票等等来保障生活。


后来女儿渐渐长大,她的审美和品味都特别好,还有了自己主理的服装品牌,我心里偷偷窃喜,也许自己有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她。这几年,她又从上海去了深圳工作,也许是独自工作生活的经历,让她更加理解我,开始觉得“妈妈当年挺不容易的”。


我们的关系越发缓和,变得像朋友一般。她常常会在朋友圈发我的照片,说这是她的漂亮妈妈。也正是因为她的这些照片,让我意外成为了模特。


第一次尝试是2017年,那年我54岁。当时有家服装品牌方在女儿朋友圈看到我的照片,想要邀请我走秀,就通过女儿辗转联系。到现场以后,我才知道自己被排在最后一位压轴登场。我当时穿得很隆重,感觉现场很震撼,一看周围其他模特,很明显都是专业的。不过主办方似乎并不在意,她们就让我大胆做自己。


每次拍摄我都很放得开,人越多状态越好,总之很享受这个过程。


有了第一次的经历,之后我愈发进入状态。印象最深的是去年与一家内衣品牌的合作,当时一个女孩找到我,她说拍摄那天可能会有比你年轻、有可能身材比你好,也长得很好看的,介绍了各种情况,问我会不会有压力?


我当时就说,我肯定不会,美是没有年龄界限的,我也曾年轻过,我也曾美过,所以我不需要跟不同年龄去比较。就像她们为我写下的口号一样:“我58岁,我依然爱我的身体”。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这么擅长。早期配合杂志拍照片,我不是很有经验,有点介意自己的年龄。每次摄影师让我笑,我就会想到自己眼角的鱼尾纹,不敢放开笑,只能故意咧着嘴,把眼睛睁得很大。


可想而知,这种状态一定很尴尬。我回到家也会反思,后来发现只要我心态放开,拿出自己最自然的状态,那种不经意的感觉效果特别好,几乎看不出是在摆拍。


这是为内衣品牌拍摄的广告,我是所有模特中年龄最大的。


找到了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和品牌指定想跟我合作。后来女儿觉得妈妈这样忙不过来,就主动提出当我的经纪人,帮我沟通品牌与合作。她不想我工作太多太累,会在前期帮我处理掉很多事情,从那段时间开始,我觉得我们两人的身份发生了对换,让我觉得是女儿在照顾我,而不是我照顾她。


成为职业模特后,我非常享受这种充实的状态,也会经常觉得时间珍贵,想把它们留给自己,去弥补一些以前荒废掉的时间。比如以前只知道谈恋爱,现在回头想,要是那时候能再多学一点东西,再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多好。


以前我常常会顾虑丈夫或是男朋友的想法,他们不让你做这个、不可以干那个,现在想来,这也许是对方的不自信,现在的我,再也不愿被任何人“绑架”。


我经常是想到什么就去做,想看什么电影,就拿出手机找最近的场次和电影院,一个人也没关系。我特别享受一个人的独处,给我一个缝纫机、几匹布,我也可以在家里充实地过一天,可以玩很多事情,有很多快乐。


这是夏天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在街拍。


最近,我又设计了一条裤子,是通过拼接工艺制作而成,能够让人看起来更立体,显得腿很长,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过瘾。


我一直觉得,人活一辈子,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特别重要。这么多年过去,我依然对设计服装有着很大的热情,朋友们常说一提到穿搭和设计,我立马两眼就放光。这也许就是热爱吧。


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主要的事情无非就是跳跳广场舞、带带小孩,安度晚年生活,但我完全不觉得自己必须要去做这些。年龄,并不能阻碍我对美的追求。我就是想这样从容而自由的为自己而活。人生快也快,慢也慢,走也走,停也停。这条路上,阳光最珍贵。



*本文由马铟鸿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马铟鸿本人提供。*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马铟鸿  | 口述

Phyllis  撰文

祖一飞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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